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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寫《史記》，不僅飽覽天下典籍，還花很多時間做了大量“田野調查”，堪稱治史和治學的典范，寫就了全世界為之贊嘆的史學和文學巨著。

一，司馬遷祖上的重黎氏，曾為顓頊帝的史官，世代相襲。至周初，因有先祖官至司馬，賜司馬為姓。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漢武帝朝任太史令。淵源的家學，使司馬遷從小得以深受熏陶；他本人從小聰慧，且得到當時的大學問家董仲舒、孔安國等名師耳提面命的指點，加之讀遍皇家館藏的“石室金匱之書”，使之對文獻典籍了然于胸。但是，司馬遷仍然游歷天下，做了大量“田野調查”，把了解到的實情與傳世文獻相印證，使《史記》的真實和準確度大大提高。
二，上世紀初，王國維提出了以地下材料印證傳世文獻的“二重證據法”，后來被學界奉為圭臬；上世紀末，饒宗頤等又提出加上民俗、民族調查資料的“三重證據法”，亦得到廣泛贊成。其實，這兩種方法，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已早已運用了。司馬遷的“田野調查”，大規模的有三次——青年時期對江南的考察；入仕任郎中至太史令期間，多次隨從漢武帝巡行天下過程中的考察；奉使出行，對巴蜀、云貴等西南地區的考察。除此之外，司馬遷還有不少零星短期的考察。（司馬遷“田野調查”路線圖）

三，關于這些考察，用現在的語言描述，就是司馬遷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他在《報任安書》里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就是更多地了解實情，以便能夠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所以，他年剛“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后來又周游河洛，東游泰山，西登崆峒，北出蕭關，放馬秦中。出使西南，使他對少數民族歷史有了直接了解，這是《史記》能有《西南夷列傳》的重要條件。四，司馬遷自己說到了“田野調查”對他寫《史記》的重大幫助。《五帝本紀》說：“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薄吨鼙炯o》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孟嘗君列傳贊》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乐畟髅蠂L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薄段菏兰屹潯费裕骸拔徇m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f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為不然?！薄犊鬃邮兰屹潯份d：“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薄痘搓幒盍袀髻潯吩疲骸拔崛缁搓?，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彼抉R遷在“田野調查”中，既印證了不少文獻記載，也更正了許多不實之傳。因此，兩千年來的絕大部分學者才會認為，“《史記》一書的歷史真實可靠性實非一般坐擁書城而成的史書所能比擬”。五，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沒有不足，后人公認的有兩個——一是秦始皇焚書，大量的古代典籍被燒掉了，特別是三代的資料極其匱乏，使司馬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二是，他受到老師董仲舒的影響，過于看重“六經”，“正統”觀點對《史記》成書有一定影響。但是，這種“白璧微瑕”并不影響這部著作的偉大。要知道，司馬遷并非受命撰史，而是出于祖上史官獨立立場寫《史記》，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正因為這部煌煌巨著的影響力，東漢即已逐漸形成“史記學”。在國外，《史記》影響同樣巨大?！恫涣蓄嵃倏迫珪氛f：史記記載3000多年歷史，“全書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部分。本紀、世家、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也包括少數民族和鄰國歷史；書，記典章制度天文歷法及社會經濟生活；表，則通絡史事?！妒酚洝穼憵v史人物語言生動，形象鮮明，在文學史及史學上都有很高地位。歷代考訂《史記)的著作繁多”。與司馬遷時代差不多的，西方，主要是古希臘和羅馬，也有一些偉大的史學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奧斯、薩盧斯特、李維、塔西陀等等，他們的著作，記載的歷史多則百多年少則幾十年，或者是宮廷史或者是戰爭史，確實是無法與《史記》相媲美的。令人不解的是，個別國人，說起司馬遷一副不屑的口氣。這不僅可笑，也很可悲。書沒看幾本，字不識幾個，竟還口出狂言，不大好吧。比如，說到司馬遷對漢武帝的評價，難道不知道《史記》里的《五帝紀》及武帝天漢以后史事缺佚，都是由漢代褚少孫所補的嗎？《史記》是中華文化之瑰寶，世界上尚且如此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一點尊崇先賢的敬畏之心也沒有，這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