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遂寧編程游戲公司，宋代最有藝術才華的皇帝是誰？
首先答案毫無疑問的，就是宋徽宗趙佶。
在藝術上中國歷代皇帝中宋徽宗的藝術修養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在繪畫、書法以及人才培養上都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其中他開創了院體繪畫的先河。
北宋 趙佶 五色鸚鵡圖 縱53.3厘米，橫125.1cm 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
書法成就宋徽宗書法自成一派，他的書寫體，被成為“瘦金體”。其筆法瘦硬，側鋒如蘭竹，最初學習黃庭堅，后又學習褚遂良等諸位大家，雜糅各家所長。
▲宋徽宗《秾芳詩帖》，楷書， 絹本，卷，后期風格，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徽宗瘦金體特征：結字至瘦而有筋力。運筆剛勁有力，灑脫飄逸。筆力細瘦而又挺勁犀利，無滯澀現象。其每個筆畫末端鋒利如刀尖。每個筆劃之間有若即若離、藕斷絲連、呈現游絲。
▲趙佶《題歐陽詢張翰帖后跋》，楷書，紙本，早期風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趙佶《題李白上陽臺帖》，楷書，紙本，早期風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繪畫成就宋徽宗的繪畫畫，工寫皆能，但尤其擅工筆花鳥，自成“院體”。
北宋 宋徽宗 瑞鶴圖（畫心局部） 縱51厘米，橫138.2厘米 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宋徽宗平生不僅勤于寫生，且善于創作。他畫鳥用生漆點睛，富有立體感。他的傳世作品如《臘梅山禽圖》《芙蓉錦雞圖》《瑞鶴圖》《五色鸚鵡圖》都是當世國寶載入藝術史冊。
北宋 趙佶 芙蓉錦雞圖 縱81.5厘米，橫53.6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芙蓉錦雞圖》是一幅工筆花鳥畫，這一幅在色彩追求富貴高雅，一只紅腹錦雞落在秋天的芙蓉花枝上，將花枝都壓彎了，似乎還在在微微顫動。而紅腹錦雞卻在昂首翹望那對翩翩起舞的彩蝶。
《芙蓉錦雞圖》在畫面的經營位置也是恰到好處，起承轉合，疏密有致，是對趙佶高超的畫技和超群的藝術審美的最好闡釋。在色彩上更是精妙入微的。芙蓉花設色淡雅，與顏色鮮艷的錦雞形成強烈對比，整幅畫面一派富貴祥和。
北宋 宋徽宗 祥龍石圖（局部） 絹本 縱53.8厘米，橫127.5厘米 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成立宣和畫院趙佶在位期間創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家美術學院——宣和畫院，并親自領導畫院工作，指導繪畫創作，培養了如王希孟、張擇端等一批杰出的畫家。他還組織編撰了《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和《宣和博古圖》等書畫圖書，輯錄了大量的名家書畫，為我國宋代之前重要書畫文獻的收集整理做出了巨大貢獻。
宋徽宗工筆花鳥作品欣賞北宋 宋徽宗 竹禽圖 絹本設色 縱33.8厘米、橫55.5厘米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北宋 趙佶 臘梅山禽圖軸
北宋 趙佶 梅花繡眼圖 縱24.5厘米 橫24.8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爭鑒裁之別什么意思？
較筐篋之精，爭鑒裁之別意思是指意思是：興旺繁盛時代的一種性情與愛好。 一、“盛世之情尚”出處： 宋徽宗《大觀茶論》：“較筐篋之精，爭鑒裁之別，雖下士于此時，不以蓄茶為羞，可謂盛世之情尚也。” 二、《大觀茶論》介紹： 《大觀茶論》原名《茶論》，為宋徽宗趙佶所著的關于茶的專論，因成書于大觀元年(1107)，故后人稱之為《大觀茶論》。全書共二十篇，對北宋時期蒸青團茶的產地、采制、烹試、品質、斗茶風尚等均有詳細記述。其中"點茶"一篇，見解精辟，論述深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宋以來我國茶業的發達程度和制茶技術的發展狀況，也為我們認識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三、《大觀茶論》影響： 《大觀茶論》從側面反映了北宋以來我國茶業的發達程度和制茶技術的發展狀況，也為我們認識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自問世以來，《大觀茶論》的影響力.和傳播力非常巨大，不僅積極促進了中國茶業的發展，同時極大地推進了中國茶文化的發展，使得宋代成為中國茶文化的重要時期。 注：宋徽宗趙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5日)，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為遂寧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時無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為帝。第二年改年號為"建中靖國"。在位26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國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終年54歲，葬于都城紹興永佑陵(今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東南35里處)。他自創一種書法字體被后人稱之為"瘦金體"。是古代少有的藝術天才與全才。被后世評為"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編寫《宋史》的史官，也感慨地說如果當初章惇的意見被采納，北宋也許是另一種結局。并還說如"宋不立徽宗，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
轉運使和知府？
轉運使并不是行政長官，宋朝的地方行政區劃只有州、縣兩級，府與州同級，但府設在規格較尊的地區。轉運使對應的“路”，并不是行政機構，而應當屬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所以在北宋時期，知府是地方行政長官，轉運使則是朝廷的常置“欽差”，即使路具備了行政職能，也未被官方認可成行政區劃。路的設置一方面是為了改變唐至五代時期的財政上繳問題，一方面也是在強干弱枝思想主導下，為了有效的監察地方行政長官。知府與轉運使的比較需要放在不同時期去看待。
宋朝的官制特點由于北宋是“禪讓”而來的政權，趙匡胤為了遮掩得國不正的事實，樹立政權的合法地位，也就沒有推翻后周的各種體制，官員制度也大體上全部繼承下來。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 ——《冊府元龜》宋初的官名與實際職務大體上是相符的，但隨著行政隊伍的擴大，諸多官員擔任了與“官名”名稱不符的職務，這被稱為是“差遣”，從而催生出官名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制度。這個做法的實質是改變五代舊制的弊端，通過差遣的形式，將原有機構、官僚的職權進行剝奪，形成宋朝自己的官僚隊伍，所以也導致許多舊機構成了閑散衙門。
（趙匡胤劇照）
在官名與實際職務分離之后，加之重文抑武思想的影響，首先在文官梯隊里出現官、職、差遣三種職銜：
官就是所謂的“正官”，在元豐改制前，通常就是指三省六部及寺監等機構的各種官稱，例如左右仆射、尚書、郎中、中書舍人等。這是給官員平定等級，劃定俸祿的標準，寄祿官說的就是這種。元豐改制以后，頒布《寄祿格》，劃定了二十四階官稱，這些官稱改為相應的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大夫、郎等，以此定官位、俸祿，稱為“階官”。
職就是職稱，指館、閣、殿的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直閣等。在館閣中任職的稱為“館職”，其他低規格的修撰、直閣稱為“貼職”，這也是文官的一種榮譽銜。就比如說是某研究院的干事、書法協會成員等，顯得較有文化修養，所以只有“大官”才有職稱，品階較低的一般不授職。
差遣就是官員實際擔任的職務，也稱職事官。差遣的職務有品階，但不會作為俸祿的評定標準，只會根據所差遣的職務發放補貼，這個補貼叫“添支錢”。
除了同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翰林學士等，差遣職務名稱前后通常都帶有“判、知、同、提、管、守、試”等字。判、知往往在職務名稱前，表示自身品階要比所差遣的職位高，守和試往往在職務名稱后，表示本身品階沒有差遣的職位高，如知某府、某府留守。
根據上述情況，以包拯為例作以解釋。嘉祐元年（1056年）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江寧府的包拯，被授予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就是包拯當時的榮譽銜；刑部郎中就是包拯當時的“寄祿官”；知江寧府就是包拯當時的“差遣官”。
這個人事任命中，包拯的榮譽銜沒有變，變化的是寄祿官和差遣職務，寄祿官由刑部郎中變為右司郎中。元豐改制前，刑部郎中與右司郎中都是五品寄祿官，所以包拯并沒有提高待遇，但差遣由江寧府到開封府，是從陪都南京調往了首都開封，這就是一個跳板。
（包拯畫像）
這與今天的人事任命是相同的，比如從小縣城的縣長調到市級某個區委任區長，雖然級別上屬于平調，但意味著下一步將要從正處級向副廳級發展。所以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就升為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品階來到了從四品。了解了北宋的官制特點，就能夠比較清晰的看懂轉運使與知府的差別。
北宋的地方行政設置與官員任命宋朝在地方是實行了州、縣二級行政劃分，于特殊地區設立府、軍、監的“州級”行政機構，如首都、陪都會設府；軍事重鎮要沖會設軍；工礦牧鹽等重要物資產區會設監。
由于地位特殊，府往往被認為是介于路與州之間的行政區劃，其實這個說法并不正確，因為路并非是行政區劃，它只是在一定時期內獲得了較大的行政權力，而且這些行政權力遠遠凌駕于州級長官之上。而府在宋朝就是州一級別，無論地位怎么特殊，都不能視為獨立的行政區劃，府成為二級行政區劃是在明清時期才確立的。
路的機構設置、轉運使的變遷
由于政權的繼承性較強，宋朝在加強中央集權的進程中，就沒有那么多的創新，而是小修小補。宋太祖修補體制的精髓來自趙普的指點：對于政權構成威脅的機構和職位，從政治上削奪其權；軍事上收其精兵；財政上制其錢谷。最終目的是形成皇帝控制中央、中央控制地方的權力垂直度。
（趙普劇照）
在制其財谷方面，中央以三司使掌管財政，到了地方則設置“路”進行監督和財稅收繳，因此北宋設“路”的初衷是為了收回地方的財權。唐后期的地方稅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貢三個部份，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開支；送使是指地方節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貢才是最終上交國庫的部分。
唐后期的地方上貢比例極低，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這是對地方失去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所以趙普提出的制其錢谷才是中央集權的核心，地方沒有足夠的財力，就無法對中央形成威脅。北宋立國之初就規定地方財政事務由中央設立的轉運使掌控，地方節度使、防御使、觀察使、留后、刺史皆不管理財政事宜。
（唐朝行政區劃，道、州）
北宋的前兩位皇帝是以唐朝的“道”比葫蘆畫瓢，確定了13個稅收監察區域，這就是路的前身，是為財政工作劃出的區域，通俗的講就是超大規模的“稅務所”。以轉運司為機構，設置轉運使，并在統一戰爭中，扮演征討大軍的糧餉官、新征服區財物運往朝廷的督運官。
太平興國六年（981），“詔令諸路轉運使，察官吏賢否以聞”，被賦予了監察地方官員的權力，轉運使司因而也被稱為“監司”。若五品以上官員出任一路或多路轉運使的，則稱都轉運使。
由此可以看出，路其實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并不是行政區劃，隨著一路的配套機構陸續設立，它才具備了監察職能、行政職能、司法職能、軍事職能，實際上成為凌駕于州府之上的行政機構。
這些配套機構主要有安撫使司、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分別稱為“帥、漕、憲、倉”。其中除“帥司”為軍事機構，其他漕、憲、倉三司，都有行政監察職責，統稱為“監司”。
提點刑獄司是在景德四年（1007年）才正式設置，成為常設的路級司法機構，后也曾一度廢并入轉運使司。正副長官為提點、同提點刑獄，職權逐步擴大，兼及治安、軍器、河渠等事。
提舉常平司是在熙寧二年（1069年）設置，同時設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且專舉刺官吏之事，長官稱提舉常平公事。
除了這些機構，還有如政和元年（1111年）設置的提舉茶鹽司，這主要是針對茶鹽國營設立的監管機構，無茶鹽的地區不設；北宋末年設置的提舉學事司，主要管理本路所屬州府、縣的學政。兩浙、廣南、福建三路，設置提舉市舶司，主管對外貿易和關稅，南宋時并入轉運使司。宋神宗以前，陜西路是產鹽大戶，所以設置解鹽司，專管解鹽生產，設提舉出賣解鹽司，專管解鹽專賣事務。
所以轉運使最初掌握一路或數路的財稅﹐兼領考察地方官吏，到了宋真宗前期，漸獲維持治安和清點刑獄，以及舉賢薦能的職責。這就相當于把路提升了規格，不再是“稅務所”，而是一個區域內的最高行政長官，這種權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
州府的機構設置、知府的變遷
宋初于首都開封府，設尹，由親王擔任，其他官員任長官稱“權知開封府事”，簡稱權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設西京洛陽府、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長官都稱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寧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權知開封府事”，以親王為牧，普通官員任開封府尹。
“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宋史.職官一》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長官皆為刺史，沒有節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區，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員，委派下去的官員品階都高于州府級別，所以官稱“知州軍事”，簡稱“知州”。
知州軍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繼而削減節度使的權利。在版圖穩定以后，北宋的節度使就成了無實權、官位高的象征，只有親王外戚及前任將相大臣中有特殊資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稱“遙領”。
（唐末的藩鎮割據局面）
授予節度使的官員，若是正官為中書令、侍中、中書門下平章事的；檢校官加授節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稱為“使相”。所以說，一般是寄祿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的，才會知、判某州府，這要比轉運使的官階更高。
但府、州長官在架空節度使的進程中，是以文官打壓武官的模式，當州府文官的權利過大時，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長官的舉動了。這個舉動主要表現在設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長官。
（水滸里的通判黃文柄）
“偽命官見為知州者，令逐處通判或判官、錄事參軍，凡本州公事并同簽議方行施行”——《宋史職官一》與知州一樣，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區設立，參與一州府的軍政、民政，后被賦予否決權，即知州、知府關于軍政、民政的公務需要通判復核通過，通判否決則無法施行。
在編制上，大州府派二員甚至三員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員；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則派一員，文官任知州則不派；邊遠地區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
與此同時，每州府的軍事重地設軍，長官稱知軍，有礦區的設監，長官為知監，級別與州、府同，但地位較之低一些。
（蘇軾劇照）
綜上可以得出結論，轉運使與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權利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委派的官員官階也是有變化的。宋初的知府寄祿品階高，總管一個州府的軍政事務，且常身兼數職；轉運使則主要負責地方財稅收繳和官員監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階和差遣官的權力上，都是要大于轉運使的。
到了熙寧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劃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為基礎，逐漸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職能，也就將路提升到了行政區劃的地位，元豐年間所編的《元豐九域志》就是以此編寫出了北宋的“行政劃分”。此時的轉運使就已經獲得維持治安和清點刑獄，以及舉賢薦能的職責，成為區域內的最高行政長官，這種權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這個時候的知府已經不再差遣高品階大員，比如熙寧七年（1074）的蘇軾，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太常博士為八品寄祿官、直史館為榮譽銜，說明一般州府長官已經遠遠不如路的行政長官，而如大名府、洛陽府這種高規格府設的長官，依舊是差遣二品大員赴任，級別上不輸轉運使。
參考史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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