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處機在歷史上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他對全真道教的發(fā)揚光大做出巨大貢獻，但武學造詣有多高還真沒有詳細記載，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師傅王重陽確實有些功夫，所以說丘處機武藝高超也是有可能的。而丘處機在養(yǎng)生醫(yī)學方面也頗有成就，故而也獲得八十高壽善終的結局！
名師高徒
王重陽原名王中孚，后來入了道才改名王喆，因號重陽子，故而被稱為王重陽。他本是北宋末期的一位富家公子，身逢國家受到金國長期侵略的時代，故而嘆出傳世名言：“
王重陽本就自幼好學，1125年北宋滅亡時他才十四歲，他的家鄉(xiāng)咸陽也被金國扶持的偽齊政權管轄，他在這種情況下考入咸陽府府學，成為諸生，后來考中了進士，入了京兆學籍，這在學業(yè)上算是小有成就的。與此同時，他又擅于弓馬騎射，1137年時，金廢齊，其家鄉(xiāng)淪為金人的直轄區(qū)，次年舉行武舉，王重陽前往應試，中甲科，因為宋神宗時期已經有了武狀元的稱呼，金仿宋制進行的武舉也應如此，故而王重陽也可以說是武舉狀元。
宋朝的武舉大致延襲了唐朝的科目，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跤等皆為武科所考內容。與此同時，宋朝不僅考武藝，還要考問軍事策略，所以說王重陽能中武舉，說明他真的是一位文武兼修的高人。而王重陽考取金人的武狀元后也未得重用，他本人也更傾向于為漢民效力，于是組織起了抗金運動。
只不過由于南宋過于孱弱，統(tǒng)治者放棄了北方人民，茍且偏安，故而王重陽的抱負也未能施展。抗金失敗后，王重陽掘地穴居，稱之為“活死人墓”，并掛上“王害瘋靈位”的墓志。修道七年之后，王重陽走出墓穴，前往山東傳道，期間度化了七位弟子，即“全真七子”，丘處機便是其中一位，所以說丘處機得到王重陽的武藝真?zhèn)饕膊⒎遣豢赡堋?/p>
丘處機的傳道路線
金庸筆下的丘處機是以蓋世武功，帶領江湖人士除暴安良、扶宋抗金的俠士形象。其實這也是根據丘處機的歷史形象演化而來，丘處機確實心系民眾，于亂世之間救黎民于水火，只不過他并非通過武藝，而是通過政治。
“丹陽子馬鈺、長真子譚處端、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清靜散人孫不二（馬鈺之妻）”——全真七子
1203年，丘處機繼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三位師兄之后，出任了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也正是他掌教的二十四年里，通過政治手段對社會和人民帶來了積極影響，并且使全真道乃至整個道教的發(fā)展都進入了興盛時期。
1203年至1219年間，丘處機在山東蓬萊、芝陽、掖縣、北海和膠西等地傳教。在此期間，山東發(fā)生楊安兒起義，金國請丘處機協(xié)助招撫亂民，憑借他的聲望，登州和萊州等地很快恢復平靜，這是丘處機第一次憑借政治勢力嶄露頭角，并且此次邀請他的是金國的駙馬都尉，是其與金國上層政治勢力的一次合作，此次合作即為金庭解決了實際難題，也拯救了平民百姓免于朝廷鎮(zhèn)壓，更為其全真道教的推廣帶來了新思路。
丘處機的政治合作是建立在政治勢力擁有絕對實力以及話語權的，并非任何勢力的邀請都會請的動這位大師。
金朝邀請過兩次丘處機，第一次就是上述的招撫叛民，是在1214年，此年間蒙金達成和議，故而是金國末期較為穩(wěn)定的時期，丘處機選擇了合作。但由于金宣宗的南遷，使蒙古找到了伐金的借口，以至于1215年金國中都失守，且蒲鮮萬奴在遼東自立，金國的龍興之地徹底被瓜分，成為夾縫中的衰敗勢力，故而1216年金宣宗邀請丘處機赴汴梁輔政時，丘處機以金帝有“不仁之惡”為由，推辭不往。
同樣的事情也發(fā)生在1219年，此時邀請丘處機輔政的是宋寧宗，這個宋寧宗是個毫無政治才能的皇帝，他即位以后任用趙汝愚和韓侂胄為相，駕馭無方導致黨爭激烈，后來朝政完全由韓侂胄把持，到了他執(zhí)政后期，又出現史彌遠與楊皇后控制朝政的局面。故而丘處機以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為由，推辭不往。
這兩次推辭皆表現出了丘處機的政治智慧，在這種情況下前往輔政是沒有好結果的。
丘處機的“高超武藝”
“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乾隆帝評丘處機
同樣是在1219年，蒙古帝國成吉思汗派使者劉仲祿邀請丘處機會面，此時的蒙古帝國正在西征花剌子模，而在東方，成吉思汗留下的木華黎父子對于金國的打擊亦取得相當大的成果，在這種形勢下，丘處機改變了之前對宋金的態(tài)度，他對使者說：“
成吉思汗稱丘處機為“老神仙”，召見丘處機主要詢問治國和養(yǎng)生的方法，丘處機便是借此機會向成吉思汗建議“敬天愛民”、減少屠殺、清心寡欲，成吉思汗令耶律楚材將二人的對話編集成《玄風慶會錄》，讓后人時刻謹記老神仙的教誨。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zhàn)，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元史》
首先是1227年，成吉思汗下詔將丘處機的修道場所天長觀更名長春宮，贈“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處置”，以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這就使北宗全真道教成為了全國道教主流正宗，在官方地位遠高于南宗道教。長春宮也成為全真教大本營，在蒙古帝國乃至后來的元朝廷支持下，全真道教在各地建立道觀向全國推廣，一時間全真教達到“古往今來未有如此之盛”的興旺局面。
“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戰(zhàn)伐之余，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元史》
在蒙古軍控制的邪米思干城（阿富汗），丘處機大肆收買人心，以蒙古貴族贈予的糧食救濟饑民。回到中原又廣發(fā)度牒、安撫流民，利用蒙古帝國給予全真教的免除徭役、賦稅政策收納眾多流民入教。這對全真教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一時間，各階層人士爭相加入全真，甚至有些道觀乃至佛教寺廟都打著全真教的旗號收納信徒。
丘處機的政治覺悟相當高，在成吉思汗問道之時，他先是贊揚了成吉思汗對于金和西夏的用兵，表明西夏與金的君主已經昏聵腐朽，百姓生活艱難，成吉思汗此舉是拯救蒼生，是符合民心的。這種政治吹噓無疑是成吉思汗最想聽到的，因為丘處機在民間的影響力，足以為成吉思汗樹立對外擴張的正義性。而丘處機以此獲得成吉思汗的青睞，以便為其宣揚濟世救民的政策贏得良好的政治環(huán)境，這是一場雙贏的吹捧。
與此同時，丘處機首先向成吉思汗指出長生與行善是統(tǒng)一的，養(yǎng)生之道重在“
“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丘處機
丘處機不僅對戰(zhàn)爭形態(tài)下的成吉思汗提出了止殺的理念，而且對于征服地區(qū)的治國亦提出仁政思想。他向成吉思汗建議，在中原征服區(qū)要著手恢復社會經濟、救濟貧困百姓、安定社會秩序，這是民心所向，也是積德行善。在當時的形勢下，蒙古帝國南下中原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故而對比抗金抗蒙來說，從蒙古統(tǒng)治階層出發(fā)，為征服區(qū)的百姓爭取仁政是最切實際，也是最理想的策略了。
丘處機向成吉思汗灌輸愛民思想時，成吉思汗也是受益頗深，成吉思汗說到“
丘處機的結局
丘處機認為濟世天下是行善的一部分，這與全真教“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宗旨如出一轍，故而在政治上尋求安撫天下蒼生的同時，丘處機也潛心研究醫(yī)學養(yǎng)生之道，以此來為幫助蒼生免于病魔之苦。
他寫下的《攝生消息論》便是結合中醫(yī)知識精華，概括出的養(yǎng)生、醫(yī)藥學名著。其核心理念便是要求人的起居、飲食活動要與環(huán)境變化相適應。他指出人體氣血運行盛衰及腑臟經絡生理機能與四季晝夜之間發(fā)生陽消陰長、陰消陽長的生理變化相適應。并非如今的早睡早起，而是根據四季變化，溫度、陽光的不同，選擇相對應的作息規(guī)律。在不同的季節(jié)，人體所需攝入的食物也有講究，特別是五臟六腑對于季節(jié)性的食物要求皆有不同，提出生克制化與陰陽消長的養(yǎng)生原理。
丘處機的養(yǎng)生之道是包含著濟世蒼生的用意，而他自身也嚴格按照這種養(yǎng)生方式生活，故而身體硬朗，直到1227年農歷七月初九日，80歲的老神仙丘處機在長春宮升天。后來元世祖追尊其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百姓為紀念丘處機的無量功德，將其生辰正月十九定為“燕九節(jié)”，一直傳承到今天。
參考資料：《元史》、《玄慶風會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