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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網、萬方、維普有什么區別?哪個更權威?

錢瀠龍2年前11瀏覽0評論

采訪專家羅仲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梅劍華(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教授)

張華東(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年近九旬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退休教授趙德馨狀告“中國知網”(以下簡稱“知網”)侵權,獲賠70萬元一事,把知網送上了網絡熱搜。當眾人期待知網在反思中予以整改措施的時候,等到的結果除了知網對趙德馨的道歉外,還有下架了他的所有論文。之后雖然在外界的口誅筆伐之下,知網下調了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下載費用,但是對于整改措施,知網卻是只字不提。

敗訴、道歉、下架、降價。在過去的一個多月,國內最大知識數據庫——知網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作為一家提供公共服務功能的企業,知網這次能否將這場風波“大事化小”,繼續“借雞生蛋”的生意?知網的游戲規則是什么?問題該如何破局呢?

“借雞生蛋”的游戲規則

“把我100多篇文章收錄到數據庫,不僅不告訴我,包括我自己下載還要付費,我本人卻從沒拿到過一分錢稿費。”趙德馨說。

這并不是知網第一次陷入輿論的風暴,多年來知網一直是成千上萬知識人心中的痛楚,大家離不開知網,甚至自己的論文也只有上傳知網以后才能被算作成果。天眼查資料顯示,知網全稱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成立日期為1997年12月11日,實繳資本3000萬人民幣。根據知網官網資料,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識生產、傳播、擴散與利用各環節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國各行業知識創新、學習和應用的交流合作平臺為總目標,公司法定代表人—《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執行社長王明亮提出建設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簡稱CNKI)。作為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發起建立并由同方股份控股的企業,知網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迅速發展,如今已成為世界上論文信息量規模最大的“CNKI數字圖書館”,全球最大的中文學術資源庫和學術工具平臺。但近年來,這一本應是知識產權保護標桿和學術交流公共資源的平臺,卻屢遭輿論質疑。財報數據顯示,2020年知網主營業務收入近11.7億元,毛利率達53.9%,這個百分比高于最賺錢的蘋果公司。記者調查發現,知網的運作方式其實就是“借雞生蛋”。在未明確獲得作者本人授權的背景下,免費或低價收錄作者的文章,然后在網絡上反復傳播,收取使用者的費用,從而獲得暴利。

“我也是知網受害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羅仲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無奈地說。他統計自己有100多篇文章在沒有經過本人授權的情況下,被知網收錄,放在知網平臺上售賣獲利。“他們的做法在學術界已經是眾人皆知,我們有苦難言!”羅仲偉說。對眾多科研人員和學者而言,甚至在知網上下載自己的論文,也需要繳費,而這是成千上萬的知識人時常都在遭遇的問題。這種“霸道”的做法,一直延續到2019年。在外界的聲討之下,知網才開通作者服務平臺,這意味著知網此前在知識共享方面的獲利一直都是“只進不出”。對于知網收錄行為,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華東認為,《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著作權屬于作者”。因此,知網無論從高校院所取得作品,或者從期刊雜志等媒介取得作品,其僅僅是被讓渡了部分的著作權財產權,知網都不是作品的最終作者。

作者稿件被學術期刊錄用出版,期刊雜志社再將文章授權給知網,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學術期刊、知網平臺都是利益相關方。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作為平臺的知網賺了大頭,內容生產者實際上變成了近乎免費的“打工者”。

“知網收錄他人作品的行為,不能逾越法律的紅線,不能像貪食蛇一樣,無限攫取私利。”張華東表示。
而在銷售方面,知網的商業模式之一是要求各高校和學術期刊及各大平臺同意知網提供的格式合同乃至不平等的約定,然后免費使用所有收錄的作品,之后再收取用戶的使用費。羅仲偉表示,知網的運作和盈利模式,是建立在知網所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上的,因此一直遭到很多質疑。

知網搭建的網

知網集公共服務和市場化服務于一身,一邊利用其提供公共服務的屬性,獲取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和支持,以及版權資源;另一邊,知網也在通過提供市場化服務中不斷發展壯大。但是讓學界很多人詬病的是,知網混淆了公共服務和市場化服務的邊界,使其公共服務也成了賺取利潤的“棋子”。一方面,知網的權威建立在學者們的汗水之上,知網賴以生存的版權資源,正是中國學術界無數學者辛勤付出的結晶;另一方面,這些研究成果卻被占有,知網“店大欺客”,在學術界頭上擁有絕對話語權。有人質疑,一些由政府或公益基金資助的科研項目,憑啥成了知網賺錢的工具?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教授梅劍華表示,和娛樂產品以及其他文化產品不一樣的是,學術產品是人類追求真理產生的知識產品,它具有很大的公共利益屬性,本身就應該公開并讓全社會受益。所以知網這樣的數據庫平臺,它承擔的功能就不僅僅是一個盈利機構,甚至也不僅是個公益機構,它應該是一個國家和社會都需要的重要公共數據平臺。它需要借助社會和商業的力量做好平臺,同時也需要維持平臺本身的正義性,即以廣大科研人員和學者的學術需求為首要導向,在為其提供優質服務的前提下獲取自身合理有度的收益。但在這些年的高速發展中,過度商業化已經讓知網的服務嚴重偏離了公益性。
這些年來,因為版權方面的糾紛,知網吃了不少官司。天眼查的法律訴訟顯示,知網所屬公司共涉及1500多條訴訟,其中因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和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糾紛超過1100條。但是在高額的利潤面前,知網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并沒有發生多少改變。當知網建立起完整的體系以后,因為缺乏競爭性的機制,就變成了一家獨大的局面,進而壟斷了我國整個電子出版的期刊市場,不給發表文章的作者支付相應的稿費也變成了習慣。一位曾經在知網法務部的人士告訴記者,現在期刊也做數字化出版,作者在投稿的時候肯定會看到期刊的官網里寫的投稿須知。稿件被錄用后,作者跟編輯部簽版權協議,(協議)授權編輯部把文章上傳到知網等數據庫。根據記者調查,通過與達成合作的期刊、雜志授權,知網將大量論文收入自己的數據庫。但是,這些論文的作者只授權期刊、雜志上發表,并不涉及像知網等第三方平臺的信息傳播授權,知網如果收錄和傳播作者的論文,依舊需要得到論文作者的許可。事實上,不僅與知網合作的期刊沒有通知作者本人,知網也不會主動通知論文作者。很多時候,即使是與知網沒有合作的期刊、雜志等媒介平臺上發表的論文,只要被知網看上,也都被收錄并進行用來獲利,而論文作者本人卻絲毫不知情。
這些年,知網利用自己的市場支配地位,相關服務頻繁漲價。其收費不光眾多個人大呼受不了,作為知網使用大戶的一些高校也在吐槽“漲價離譜”。2016年1月7日,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發表聲明稱,2000年以來,知網對該校的報價,每年價格漲幅都超過10%,特別是2012年漲幅高達24.36%,從2010年到2016年的報價漲幅為132.86%,年平均漲幅為18.98%。但漲價背后,期刊、論文作者等知識生產者卻很難從知網分一杯羹。信息搜索顯示,從2012年至2021年的10年間,至少有6所高校發布公告暫停使用知網,停用原因均為知網漲價過高,無法和學校達成使用協議。其中,影響最大的是2016年3月,北京大學官網上貼出因中國知網漲價而停用的通知,引發了對知網壟斷的質疑。不少業界人士指出,知網之所以能夠毫無顧忌地漲價,最關鍵的是在市場上掌握話語權。知網的漲價讓許多訂購其服務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叫苦不迭。但是他們卻對知網的漲價毫無反抗之力。雖然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對知網采取過抵制動作,但結果都以客觀需要而向知網妥協告終。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2016年怒批并停用知網,但在不到1個月后,又不得不重新訂購并恢復開通知網數據。

學術數據庫的公益屬性亟待回歸

另外,知網被廣大畢業生吐槽最多的是論文查重。由于知網擁有較為豐富的全文比對資源庫支撐,查重結果權威性更高,各高校往往將其作為首選。而高校普遍為學生免費提供兩次知網查重檢測,一次是初檢,第二次是專業檢查,即終檢。一旦用完學校提供的免費論文查重機會,若還有查重需求,大部分學生只得花錢在電商平臺購買更多論文查重服務。記者在電商平臺上查詢發現,論文查重服務從幾元到幾百元甚至上千元不等,據商家表示,售價越高,背后的數據庫內容越齊全。尤其臨近畢業,不少學生反映網絡平臺查重費用不斷飆漲。對于收費高的質疑,知網多次表示,從未對個人用戶開放查重功能,只有高校和科研單位等機構用戶擁有該權利。

既然網絡平臺的查重服務并非來自知網,那這些商家是如何獲得相關資源的呢?

“學術研究成果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因此學術資源平臺也應該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在這個思路下,政府可以對知網的價格有所指導或規范。”羅仲偉認為。

張華東表示,知識的傳播、共享是我們國家創新發展的基礎,關涉國家發展命脈。知網的服務和商品具有強烈的社會公共屬性,它做的不是普通的商品或一次性消費品。學術文獻是匯集了人類智力成果的重要載體,具有不可替代性,經營者憑借市場勢力實施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比一般商品市場領域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造成的危害更大、影響更遠。梅劍華表示,知網這種學術數據庫平臺的存在對我國學術界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沒有知網的存在,我國的學術評價體系、學術傳播機制可能要比現在滯后很多。當前知網最需要的是反思和整改,它的運作模式必須進行一些完善和調整,同時國家有關管理部門也需要對知網的公益屬性予以明確和規范,而后要求其予以調整。雖然國外完全商業化的學術數據庫依舊很多,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和非議。譬如世界學術期刊巨頭愛思唯爾(Elsevier)甚至還遭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等世界著名高校以及全球眾多頂尖科學家的抵制。“中國的學術數據庫建設本來就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后,不能走他們存在問題和非議的老路。”梅劍華強調。但是他也表示,如果知網被完全定位為基于公共利益提供信息服務的基礎工程,就必須要有政府財政的支持才能存活下來,如果財政不支持或者支持的力度不大,它就需要依賴商業利潤獲得自我發展的空間,這是必須要予以考慮的。在當前的情況下,學術界與知網需要博弈,國家有關管理方可以參與其中,形成一個比較公平的協議,既能夠保障知網盈利,同時又可以保證讓各個使用者受益。不過梅劍華也表示,學術論文的作者們也不能完全按照商業支撐的邏輯要求自己的利益。對學術數據庫平臺而言,如果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支出太多,平臺自身可能都維持不了生存。中國科學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宋河發認為,知網是財政支持的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學術傳播平臺,對于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實現也是一個很好的渠道,可以借鑒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等知識產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做法,通過知識產權信托方式由該平臺收取知識產權收入一定比例的服務費,而將大部分收益向知識產權權利人傾斜,在服務科技創新,服務廣大知識產權權利人上實現多贏。“知網發展到今天對中國學術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它在發展的過程中性質是比較模糊的,它按照企業化運作,但是卻承擔著國家知識領域公共基礎設施的功能,這個平臺要實現良性發展必須明確它究竟是一般性的企業還是公共服務機構,這需要國家相關管理部門介入界定,如果它是一個公共服務機構,其發展就不能以盈利為目的。”羅仲偉表示。

免費或者低價服務成新趨勢

梅劍華透露,其實現在在國外也存在一些完全開放的學術資源數據庫,譬如他們經常會用的俄羅斯的一個數據庫就是完全免費的,即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研究人員都在用的一個科學中心網站—Sci-Hub。Sci-Hub網站由俄羅斯神經學家亞歷山德拉·埃爾巴克彥(Alexandra Elbakyan)創建,她通過多種途徑包括非法的形式收集了超過5000萬份的學術論文,絕大部分都沒有獲得版權。埃爾巴克彥的說法是,“作為一個虔誠的盜版者,我認為論文版權應該廢除”。埃爾巴克彥被稱作學術界的俠盜羅賓漢,她的所作所為激怒了愛思唯爾等多家著名學術出版商,Sci-Hub甚至還被多次起訴甚至是關停過。但是這個數據庫依舊存活了下來,并且備受學術圈子的歡迎。“他們就相信一條,學術是天下之公器是自由的,研究成果只要發布了,就想辦法放在庫里面,并且公開免費。”梅劍華表示,其實學術資源免費開放服務這些年已經是全世界范圍內的一種潮流,他希望我國已經公開發表的龐大學術資源,也能夠免費開放,并且可以讓世界范圍內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們自由免費使用。“像知網這樣的,是不是也能夠給上知網的學者開通免費賬戶?”梅劍華說。

但是完全免費服務以后,也會降低機構的服務購買欲望,提供基本數據平臺的企業或者其他服務機構又該怎么辦呢?
推動學術資源共享免費,歐洲已經在開展聯合行動。2018年,歐洲研究委員會聯合10余個歐洲國家的主要研究機構發起“S計劃”,呼吁由政府或公益基金資助的科研項目,其研究成果可以由納稅人免費獲取。目前,在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領域,我國也均有論文的開放獲取平臺,但是數據容量很小,現在還遠遠不能滿足學術界的需要。為了兼顧公共利益和企業利益,有學者建議我國可以考慮將數據庫分為國家數據庫(免費)和商業數據庫(收費)來分類進行管理。未來如果真的能夠實現,知網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呢?

撰文/記者 李鵬

圖文編輯/陳永杰

新媒體編輯/陳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