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鄉土文學在創作中呈現出什么樣的特點？

中國的鄉土文學由魯迅創始，經歷了發生、發展、繁榮和深化過程，至今已歷經百年，它的概念內涵和創作特點也一直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不斷的變化。本答案將從鄉土文學在不同階段呈現出的創作特點，并結合相關作品進行闡述。大致分為以下四點：

第一，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魯迅開啟的鄉土文學

第二：1942年到80年代初以前，鄉土文學“農村題材小說”為主，

第三：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尋根”、“先鋒”派小說的鄉土創作為中心，

第四：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以“農民工題材小說”或“農民進城題材小說”為主。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魯迅開啟的鄉土文學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描寫鄉村中國的文學被稱為“鄉土文學”。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鄉村中國一直是最重要的敘述對象。著名學者嚴家炎認為，“鄉土文學”通常指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具有較濃的鄉土氣息與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說創作。魯迅先生在最初定義“鄉土文學”時寫道：

“騫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

魯迅的這一最初定義有三重含義：

其一，鄉土文學作為知識分子的精神還鄉，作為想象中國、想象家園的一種方式，無論是揭露鄉村的破敗、國民性的劣勢，還是回歸鄉村質樸的清新歡樂，都屬于異域想象的范疇。

其二，鄉土文學是在時空的阻隔中產生的，鄉愁的味道和文化的哀思也就不言而喻，具有流寓色彩。

其三，鄉土文學具有地方色彩，體現某一地方的民風民俗。

魯迅先生對鄉土文學的定義賦予了“鄉土文學”最初的風貌及概念本身的包容性。這一時期的鄉土小說作家大多是從中國的“問題”入手，展現豐富的時代風貌與地方風情。

20世20年代中期形成一個流派，即鄉土文學派。這一時期主要的鄉土文學作家及代表作品主要有魯迅的《藥》、《祝福》、《社戲》、《阿Q正傳》、《風波》、《故鄉》等，許杰的《慘霧》、魯彥的《菊英的出嫁》、許欽文的《鼻涕阿二》等。

這些“僑寓”北京的作家，懷著深深的鄉情和鄉愁，描繪家鄉的風土景觀、民俗民情、人生命運等，但是在藝術方面除了魯迅外，并沒有獲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僅是形成一個統一的流派。

魯迅的作品具有濃郁的風土人情，強烈的時代感，更重要的是，他站在哲學文化意識的高度去鳥瞰中國的蕓蕓眾生，通過冷峻的描寫剖開一顆顆麻木愚昧的心靈，聚焦為民族的靈魂，深邃的形而上哲理成為魯迅小說穩固的支撐點。如《阿Q正傳》采用似實而虛的“曲筆”對整個民族乃至人類文化心態的抽象厘定，早已超越其質樸平實的形式外殼。

其他作家雖然對同俗人情的生動描寫足以使他們躋身于鄉土作家之列，卻少有在風俗與時代的交融中升出的哲學意蘊。

20世紀30年代是鄉土文學的發期展，此時統一的流派解體，各地區出現不同的支流，主要有三支流派。

其中一支為牧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橋》，還有沈從文的《邊城》和《長河》。沈從文以開闊的筆觸描繪出帶濃郁地域色彩的“湘西社會”，對風俗人情的描寫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另一支是挽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無論寫時代風云還是風俗人情均取得較高的成就，其哲學意味也是魯迅之外的作家少有的。艾蕪的《南行記》，沙汀的《丁跛公》等，這些作品注重描寫地域風情，更著意于寫鄉村社會現實的破敗和凄涼。

還有一支是壯歌型作家，主要是指“九·一八”事變后流亡關內的東北作家群，代表人物及作品有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等。這些作品描寫了東北地區人民對統治者和入侵者的悲壯反抗，顯示著友渾粗礦的“力之美”。

這個時期鄉土派作家隊伍發展壯大，東北作家群的出現，預示著以地域為特色的創作流派誕生。

我們來看兩部代表性的作品魯迅的《故鄉》和沈從文的《邊城》。魯迅是紹興人，也算是鄉下人，他留學日本回來成為作家，而沈從文則是從鄉下到北京開始寫作。不同的成長經歷，使他們對鄉土的觀察完全不一樣。魯迅的故鄉用非常冷峻 、理性的態度來思考，從社會結構上、歷史發展和近代文明的角度來看待故鄉。而沈從文對故鄉則是一派贊美和歌頌，他站在鄉村的立場來看待城市，從人性、自然的觀點來看待鄉村，以審美的靜態眼光來打量故土。

盡管在創作上呈現的出發點不同，但作品都體現出對鄉村記憶的眷念之情，內心充滿著對故鄉的同情、留戀和不舍。魯迅的作品普遍采用象征主義的創作手法，并結合現實主義，在寫法上由實到虛，由寫實到象征。而沈從文創作的《邊城》則有不少浪漫主義的寫法，他筆下的人物從天地之間得其靈氣、生存的勇氣和智慧，有一種泥土氣息，比如寫岸邊的妓女與河上的水手，將一種自然和命運相結合到一起。

總之，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不論在“左”翼作家筆下覺醒的革命鄉土社會，或是京派作家筆下幽靜的田園鄉土，這些小說都有著描寫鄉村生活風貌、展示鄉村人觀念、體現鄉土感情的特征。

1942年到80年代初以前，鄉土文學以“農村題材小說”為主

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在作品中糾葛的已不再是一種文化的焦慮，鄉愁已然消失，更多體現的是鄉村的時代風采。從延安時代起，特別是后來反映或表達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作品的發表，將中國鄉村生活的整體敘事性與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緊密聯系起來，鄉村中國的文學敘事被終結，代之興起的是“農村題材”文學的興起。

20世紀40-50年代是鄉土文學創作的繁榮期，首先，出現了以地域文學流派和作家群。比如以質樸、幽默、醇厚形成的山藥蛋派作家，趙樹理、馬烽、孫謙、胡正等善寫黃土高原風情。位于京、津、保交叉地帶的孫犁、劉紹棠、房樹名等擅寫華北平原水鄉風光，形成以清新、明麗、優美風格的荷花淀派。還有帶楚湘特色的湖南作家群，如周立波、周健明等。此外還有保定作家群，渭河作家群、嶺南作家群等。

其次，這些作家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藝術人物，比如柳青的《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梁三老漢；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和三仙姑的形象。

第三，在藝術表現上更加成熟。趙樹理追求現實主義，孫犁的散文化風格，柳青對史詩性的追求等。趙樹理注重描寫的是，對寫作與農村現實的關系，以及對民間文藝傳統和接受方式。《小二黑結婚》是他的成名作，小說描寫的是一對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沖破封建傳統和落后家長的重重束縛，終于結為美滿夫妻的故事。從趙樹理開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才第一次出現了活潑、健朗、正面的中國農民形，中國最底層的民眾才真正成為書寫對象。孫犁作為鄉土文學繁榮期的成熟作家，創作了《荷花淀》、《蘆花蕩》、《邢蘭》等多部作品，他的作品賦有詩意，既寫實又寫意，形成了獨特的詩化、散文化風格。柳青的《創業史》是反映農業合作化過程的一部作品。小說通過對梁生寶、梁三老漢以及郭振山、郭世富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農村為什么要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這些作家身上有著相似的特點，他們大多出生清貪的農家或小知識分子、鄉紳家庭，對鄉村生活有一定的體驗，這種體驗既包括年少時耕作農活的經驗，目睹宜佳蕭條經濟和入不敷出的貧窮生活，也有民間文化的接觸。還包括他們在五六十年代響應時代的文藝政策，下鄉落戶所體驗到的鮮活的農村生活。

這批作家有來自鄉村的切身體驗，同是也受到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他們正式開始寫作始于抗日戰爭，這一時間標識對于他們而言有著兩方面的意義。其一，他們相對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以編輯的身份參與到抗日宣傳活動中，寫作慢慢進入正軌。其二，由于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及延安文藝政策的號召，其寫作帶有政治意味。

由于他們的生活、創作與政治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盡管他們的寫作盡可能靠近鄉村的本真，使用農民的語言，植入鄉民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創作農民能夠看得懂的通俗化作品，但是在文學藝術的真實與現實社會的真實，在知識者的寫作和文藝工作者創作之間仍在著多重矛盾，拘泥于氣憤濃郁的時代和個人思想的局限，也讓他們無法用一種超越時代的眼光去創作及評判，很難從中獲得個性化的現代性體驗和態度。

第三：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尋根”、“先鋒”派小說的鄉土創作為中心

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一場聲勢海浩大的知識青年下鄉運動，一批知識青年在鄉村積累了短則一兩年，長則數十年的生活經濟驗。他們不僅切身體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村苦力活，而且目睹了鄉村的貧困與蒙昧。盡管這一歷史潮流終究以回城的方式結束了，但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仍然成為他們日后寫作的資源和精神背景。

經歷了十年的歷史動蕩后，鄉土文學于20世紀70年代末復蘇。流派化被溶解，以地緣文化為特色的作家群出現。燕趙文化區有劉紹棠、浩然、鐵凝、談歌、關仁山等。秦文化區有賈平凹、路遙、陳忠實等。晉區文化有馬烽、張石山李銳等。齊魯文化區有莫言、李貫通、張煒等。楚湘文化區有古華、韓少功、殘雪等。吳越文化區有高曉聲、汪曾祺、余華、蘇童等。這些作家的共同特點就是大多都有過知青經歷。

“尋根”和“先鋒”文學思潮是80年代最為重要的思潮之一，1985年后，文學的“去政治化”逐漸成為一種潮流，眾多“尋根”“先鋒”作家都把現實生活等同于現實政治的理念帶入到他們小說創作的空間中，把對生活的遠離看作實現“文學是文學”這一目標的絕對前提，如余華的《現實一種》、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阿城的《棋王》、蘇童的《妻妾成群》、王安憶的《小鮑莊》等。

“尋根”的宗旨是遵循知青的個人的和集體的記憶。他們記憶中的貧困山村，異域風情，人倫習俗等，成為他們找回失去青春年華的背景，也是他們寫作的前景材料。知青的個人記憶被放大為集體的、時代的和民族的記憶，講述個人的記憶被置放到歷史的中心，被改寫成講述民族的歷史。但尋根群體重點不在于講述歷史，而在于歷史地講述，他們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交界線上思想著的歷史主體。

“尋根”文學的經典作品，比如韓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紅高粱》等，具有很強的故事性，又有寓言性的特點。作品所要傳達的信息讀者可以領悟，但故事猶如久遠的傳說，帶有神秘感，故事的語境和主人公們的生存處境似乎與我們無關，但它指向的又仿佛是我們的生活或現實的處境。

“先鋒”文學發生地實際在西藏拉薩，中心舞臺在上海。西葬的馬原、扎西達娃最早在西藏模仿馬爾克斯等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后來在上海走向全國。先鋒小說主要代表作家如余華、孫甘露、格非、葉兆言、蘇童等，都是生活在上海周邊江浙兩省的作家。

“先鋒”文學作為一場文學運動，它讓文學更注重在“形式”上的探索，更強調小說是“敘事的藝術”，“形式的意識形態”受到先鋒作家的普遍認同。他們把目光投向對他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叩問，不再把人視作為單純的理想、理性的精神載體，而是更多看到其身上的原始的、非理性的一面。

“先鋒”文學的集大成者是蘇童，他的代表作《妻妾成群》（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紅粉》、《我的帝王生涯》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佳作，他觀察細致，小說文筆細膩、敘述自然，從容周到，尤其善寫命運無常、紅顏薄命的民國女子，直承海派小說和張愛玲小說傳統。

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也是一部好評如潮的小說，這部小說在日常生活的經驗中激活了來自民間的歷史記憶，對普通人生存及心理苦難的書寫就是對真實歷史的想象和復寫。

先鋒派的歷史短暫，在80年代后期意識形態處于分離和弱化的時期登上歷史舞臺，他們超量的語言表達和形式主義策略，具有后現代性的特征，把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創新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以“農民工題材小說”或“農民進城題材小說”為主

隨著大批農民工進城，鄉村發生巨大變化，要么淪為空巢，要么已經效仿城鎮的模樣，處于急速現代化的進程中， 這時出現了以“農民工題材小說”或“農民進城題材小說”為主的文學作品。這類作品劃歸為鄉土小說，主要原因在于雖然背景轉移到了城市，描寫的仍是農民的生活及情感世界，他們依然保留著農民意識和鄉風民俗。在他們的身上依舊可以顯現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矛盾。

自90年代以來，雖然鄉土敘事在多元化格局中不再是起支配或主導性的作用，但仍是當今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同時也面臨著強勁的挑戰和深刻的轉型問題。相對于其他的藝術種類來說，鄉土敘事是所有敘事類文學當中最為保守的文學種類，經歷了21世紀最初的幾年變異，鄉土敘事趨向于終結。

在中國21世紀初的鄉土敘事方面，莫言、鐵凝、賈平凹、閻連科、劉震云是有著時代標志性的大作家。他們曾是先鋒文學派的成員，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轉型。

劉震云是最早對鄉土中國敘事進行變革的人，他把反諷引入到鄉土敘事中，完全改變了鄉土中國敘事的格調。1998年，劉震云出版了長篇小說《故鄉面和花朵》，在這部作品中，他把故鄉的重寫推到一個荒誕的境地，建構了一種鄉土與后現代都市超級的時空關系。2009年，他又出版了《一句頂一萬句》，小說的主題涉獵廣泛，如孤獨、說話、交流、友愛、家庭倫理、鄉村的流浪經驗等。在這部小說里，鄉土中國的友愛與家庭倫理被嚴重結構，其敘述的展開充滿轉折和延異，如同一部鄉土友愛的政治學。

莫言在90年代后期出版 了《豐乳肥臀》，這部收寫鄉土中國歷史的作品放棄了書寫簡單的歷史正義，而是把歷史正義還原為人的生命正義。還有他的長篇小說《檀香刑》，在這部關于刑罰的小說里，實際講述的是中國近代民間社會與官府和德國列強構成的沖突，由此描寫近代中國民間社會遭受的深重災難，揭示在西方列強壓迫下中國艱難的現代性轉型，整部小說充滿了戲謔反諷的快感。莫言以他的特殊方式打開了歷史之門，看到歷史的荒誕性和悲劇性。

2006年鐵凝出版《笨花》，這是一部關于中國現代性的革命史和鄉村史，小說從頭到尾都在寫中國鄉村，但鄉村的故事不再只是農耕種植、節慶習俗、婚喪嫁娶、風土人情，而是一個人的遭遇、一個家庭的命運和一個村莊的盛衰，它們被嵌入到中國現代性的革命歷史之中。

不難看出，這些大作家的作品中閃爍著后現代主義的風格，使得當代本土性具有了更深厚的力量，并且獲得了一種美學上的獨特魅力。

綜上所述，通過“鄉土文學”不同時代的發展，我們發現“鄉土文學”概念內涵不斷的在擴充。回歸鄉土本身，以鄉土生活作為最基本的內涵，即只要是寫鄉土生活的，不管寫的是鄉愁韻味的作品，還是農村題材類的小說，或者是轉換了生存背景的農民工題材小說，只要是在這片鄉土性的大地上所生發出的對鄉村、農民的關注及書寫，都應該屬于鄉土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