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師生類話題】謝邀。名師一般出于名校，名校大多依仗名師。我專門追問過家嚴和家慈師生戀老夫少妻的故事，那當然是悲劇，越是名校名師，越是悲喜交織，其影響絕不止會傷害到一兩代人??
李蘭頌：《延安文藝錄：文學數(shù)字謎[031]》
一我的悲哀在于我的一家，原因是我的一家竟沒有在一個飯桌上吃過一頓飯，這一現(xiàn)象在一般家庭里絕對是不常見的；然而，這又絕對不是源于戰(zhàn)爭或饑荒，只是因為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直接導致我的一家從來就沒有團圓過。我的一家的形成，的確又是來自應該富有文學色彩的所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家父李又然選擇過大學校長、文藝院團領導、駐國外特派記者或出使文化參贊等，去了、干了，終于當了中央文學研究所唯一的專任教員。1951年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家父李又然作為全國政協(xié)土改工作團第21團黨委委員、攜中央文學研究所部分學員在廣西邕江土改；此時即將在輔仁大學畢業(yè)的家母劉蕊華赴江西景德鎮(zhèn)土改。1953年年底、1954年年初，從中央文學研究所畢業(yè)的家母劉蕊華與家父李又然訂婚并結(jié)婚，收到的賀禮現(xiàn)今可查的有：李可染所贈、齊白石所刻“又然”“蕊華”篆印一對，蕭軍所贈、卣丁所刻“李印又然”“劉蕊華”篆印一對，吳介民所贈刻有微雕象牙筆一對。家母劉蕊華，是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是家父李又然的學生，是經(jīng)支部書記馬烽代表組織開介紹信登記結(jié)婚的，是《文藝學習》期刊的編輯??我的一家的形成，也與中央文學研究所自然密切相關、當然密不可分。父母生我們姐弟三個——姐1954年生，我1955年生，弟1957年生。1955年第2期《文藝學習》刊登過劉蕊華文章《1955年度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是誰?》答復惠特曼、席勒、安徒生等六位被列為世界人民要紀念的文化名人。正是在我出生的前后，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紛至沓來。家父李又然開始保別人。他寫信給中央最高領導人本人或秘書，請求寧可在監(jiān)獄里用梁宗岱，也不要動用極刑；他在支部會上公開為已經(jīng)被列為運動斗爭對象的人擔保，說自己死也不信魯藜是胡風或反革命分子。如此不顧個人安危保別人的人，必將付出搭進身家性命的代價；整人的人幾次整你，你都翻身，整你找理由還找不著，你卻自己送上門來。于是，整人的人又大肆整人，挨整的人慘遭滅頂之災。二1954年8月20日，家父李又然填寫中央宣傳部干部履歷表，寫到個人小傳，其中有這樣一段話——1949年3月到北京；7月南下；9月奉調(diào)返京，參加國際工作；年底進醫(yī)院。在醫(yī)院和療養(yǎng)院一直住到1950年10月，同年11月進中央文學研究所當教員，至今仍任原職。1952年，和大（世界和平理事大會）通過中央文化部來調(diào)，叫到布拉格去工作，因當時在廣西參加土改，未得通知，沒有去。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學員胡昭在《痛失宗師——對艾青先生的點滴憶念》（本文節(jié)選自《吉林日報》1996年，收入《胡昭文集·散文隨筆選》2001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文中披露：我最早知道艾青，是1947年。當時就讀吉北聯(lián)中，校長老師李又然（當時化名叫李則藍）與艾青同為浙江人，最早在法國巴黎就結(jié)為戰(zhàn)友情誼，一起從事革命活動，拿起筆做刀槍，向反動派斗爭。又然師手里有艾青送他的詩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長詩《向太陽》《雪里鉆》等等。那時我是個饑渴的少年，接連吞下這許多珍饈美味，得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消化。又然師慢悠悠地給我講艾青身世和二人的交情。二人相識于塞納河畔，投身于黃浦江邊的殊死斗爭，抗戰(zhàn)爆發(fā)先長江、后黃河，以至于住進陜北窯洞，戰(zhàn)斗在延河之濱，共同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又然師從延安行軍到東北，艾青從延安行軍到華北，他們舉辦學校、籌建文聯(lián)、主編報刊、參加土改，勝利會師于北平，參加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壯舉。又然師南下至漢口奉調(diào)返回北京，先在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待命，后調(diào)至中央文學研究所主持外國文學教研室，艾青每有新書贈他，他都寄給我讀。我從吉林到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又然師帶我去拜望艾青，我在課堂上聽艾青談詩??在全國政協(xié)土改工作團第21團暨廣西省委土改工作團第二團，李又然、艾青都是團黨委委員，住在團部老口鎮(zhèn)，我們每到團部開會都可見到二位師長，三個人常常在小鎮(zhèn)上走走，或在他們住處的院落里坐坐。
據(jù)毛憲文、賀朗著文《丁玲——偉大的文學教育家》（《武陵學刊》2010年第1期/第35卷第1期）回憶，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全部學員25名，他們是：來自北京大學的有毛憲文、譚之仁（白榕）、白婉清、王有欽（賀朗）、許顯卿、張保貞、曹道衡、李仲旺、宋淑蘭；來自輔仁大學的有龍世輝、王樹榘、王鴻謨、邸金俊、劉蕊華、王文迎；來自清華大學的有周永珍；來自復旦大學的有張?zhí)┓肌钗木辍埮d渠；此外還有青年作家瑪拉沁夫、劉真、左介貽、張鳳珠、錢峰、顏振奮。以上名單，一位不拉，整整25大員。不是因為回憶的人記憶力強，而是情感重，責任心更重。如此完全的同學名單，僅在魯迅文學院也很罕見。即使被當作慶祝建院50周年所陳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說明文，也是缺這少那的。我見過毛憲文，他剛從一所中學回到恢復后的文講所，出差到哈爾濱，專門到家里看望我母親；也見過周永珍，是在她的工作單位考古所的大門口；還在虎坊橋宿舍樓采訪舒群的同時，順便見過也在同一座樓里住的瑪拉沁夫??至于老師，按延安例，稱作教員，不叫教授。有據(jù)可查說這話最權(quán)威、最準確的有兩個當事人，一個是康濯，一個是馬烽。他們作為當時的所領導把本所教員、輔導員和外請專題講座的作家、專家，分得很清楚，說得很明白。三康濯：《情憶開國之初》記得是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1950年初夏，好幾種花正開得爭鮮斗麗，丁玲同志約了田間、馬烽、作家協(xié)會幾個同志和我，在那里喝茶。風軟花香，光搖柳擺。想起來真乃一派舒暢、輕柔的誘人景色。然而，當時我們幾個剛從十來年農(nóng)村游擊戰(zhàn)的解放區(qū)進城不久的年青一伙，還遠沒脫去“土包子”氣，對園景、軒情與花顏、茶味都還不熟不懂，無反應無興趣。只有幾碟點心在不斷塞進嘴里去，同時邊吃邊說。“生活還有，也能寫，可就是寫不好，提不高。”我說，“解放區(qū)一批文學青年，營養(yǎng)不良，先天不足，非得有個環(huán)境好好讀讀書不可。”田間談起了陳登科。他寫的《活人塘》寄給《說說唱唱》的趙樹理，老趙看了好幾遍，又求我們幾個編委一定要再看一看。田間看了，說好，又說還不成文。錯別字太多，趙樹理給改了；有些用自造的符號代替的字，老趙也猜出了幾個，可還有一些沒猜出。趙樹理要我看，我得知情況后堅決拒絕，但擱不住他的纏磨求告，留下了稿子。等看下去以后，有時真高興，寫得太妙了，那么強烈、動人；可有時又氣得不行，稿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個“馬”，像馬字卻又沒有下面四點兒，這是個啥字？看著看著，多次從上下文反復猜度，感到應是個“趴”字。后來發(fā)稿前請陳登科來京修改時一問，他說：“是‘趴’字呀！馬沒了四條腿，不就趴下哪！”丁玲同志笑了，她已找陳登科談過，人家也急盼著學習。她還講起剛剛出版《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小說應該說很不錯，但也是文化不高。這樣的青年作家還多，大家又舉了好幾個。這一類的談話不只一次，在作協(xié)，在丁玲同志家，在北海。也找過茅公——當時的文化部長，我們慣稱沈部長；找過周揚同志以及文藝、文教、宣傳各方面許多同志。有人說：“你們是要丁玲同志領頭，辦個翰林院！”可我們哪能比翰林院！也不想去比！丁玲同志只不過深感于民意，想領著我們辦個幫助、培養(yǎng)青年作家進修的場所。此種意圖很快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丁玲同志的報告獲得批準，決定成立直屬文化部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以丁玲為所長，張?zhí)煲頌楦彼L，田間和我任正、副秘書長，我講明了是邊工作邊學習。1950年夏天開始正式籌備，11月學員入學，進展之快是今天難以想像的。這就是后來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講習所的前身，今天可已是魯迅文學院了。招生對象首先由各地推薦，關鍵是看作品。丁玲同志概括各方面的意見說：“總得有陳登科、徐光耀，也不能個個都像他們。不過總也得是開始有點成就的，或是有幾篇作品還可以，至少要在寫作上確實有前途，有希望。”我們又和丁玲同志一起，找青年作家，找領導和專家，研究學習方針和計劃。找茅盾、周揚，找葉圣陶、鄭振鐸、胡風、黃藥眠、楊晦，找老作家們。于是請講課老師。有些是丁玲同志親自去請。鄭振鐸、李何林同志分別系統(tǒng)地講古代、現(xiàn)代文學史，游國恩、余冠英同志講古典文學，胡風、楊晦同志講文藝論，曹靖華、馮至同志講外國文學。丁玲同志還親自請胡繩同志講哲學，黃藥眠同志講美學。茅盾、周揚、馮雪峰同志也都去講過課。許多課不僅我們聽，丁玲同志也來聽。有次馬烽提議說：還應該多講點藝術(shù)。丁玲同志采納了這個意見。她對所有講課的老師都提出過：“請多談藝術(shù)，多作藝術(shù)分析，我們這些土包子學員很需要這個。”后來課堂上理論、知識和藝術(shù)規(guī)律確實融匯得比較好。艾青、王朝聞同志講課，丁玲還特別請他們談了些美術(shù)。請俞平伯同志講《紅樓夢》，有時真把大家聽得入迷。本所的老師李又然同志講白居易的詩，往往一步步把大家?guī)У綗o言的意境，然后他在臺上久久不語，大家在臺下也好像給感染得不停地心頭直顫。那時我常去多福巷丁玲同志家里匯報工作，有一回丁玲同志和我說，“還是要多請些作家去講創(chuàng)作。”于是我們又掂算，趙樹理、劉白羽、楊朔已去講過了，啊，還應該請柳青、周立波、高玉寶。接著，陳學昭、雷加、碧野、逯斐這些同志也都到了講習所，寫作之余講講創(chuàng)作，搞搞輔導。附記：摘自康濯：《人民文學》（1986年4月號·總第三一九期）。四馬烽：《專職教員只有老詩人李又然一人》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牌子是1950年冬天就掛出了，那時是初級階段，只是搭起了個架子。上級任命丁玲為所長，老作家張?zhí)煲頌楦彼L。秘書長是田間，副秘書長是康濯。這個單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協(xié)雙重領導，文協(xié)只管業(yè)務；行政、黨務工作屬文化部。上級黨委指定我擔任黨支部書記。這事是丁玲同志傳達給我的。我當即向她說：我不愿意擔負任何職務，只要求當學員，認真學習幾年。同時也說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級黨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說：“你的意見，我當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口氣說：“其實我也不愿意當這個所長。所長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長是同一個級別。你想專門學習，我想專門去搞創(chuàng)作。要不咱們一塊兒都辭職吧！”她這樣一說，我也就只好接受了這一任務。文研所從開始籌備的時候，教學方針就確定為“自學為主，講課為輔”。而當時專職教員只有老詩人李又然一人，后來這才又調(diào)來雷加、碧野、蔡其矯、西戎等幾位擔任輔導員。而主要課程，只能邀請各大學的一些專家、教授以及社會名流擔任。而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學任務和繁忙的本職工作。經(jīng)過我們多方努力，有時丁玲同志也親自登門邀請，最后終于得到了他們擠時間前來授課的允諾。文研所是1951年2月間正式開課的。胡正本來是隨軍到了四川《重慶日報》，現(xiàn)在也來學習了，另外還有以前延安部隊藝術(shù)學校的幾位同學。其他各根據(jù)地來的人，雖然以前不認識，但也讀過他們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經(jīng)歷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進一步提高。對課程的安排也非常滿意。講授古代、現(xiàn)代文學史的是鄭振鐸、李何林；講授古典文學的是游國恩、余冠英；講授外國文學的是曹靖華、馮至；講授美學的是蔡儀、黃藥眠；另外還經(jīng)常邀請一些名人、專家如：俞平伯、胡風、馮雪峰、周立波、趙樹理等人進行專題講座。政治學習，我們除了文化部黨委布置的學習文件外，還增加了馬、恩、列、斯論文藝。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經(jīng)常要讀的文件了。1953年夏天，第一期學員結(jié)業(yè)以后，基本上是哪里來的回哪里去，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做了調(diào)整。那時候北京各出版社、文藝刊物編輯部都缺年輕編輯，他們很快就被一搶而空。后來其中不少人成為了這些單位的骨干。
附記：摘自《馬烽文集》第七卷（大眾文化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五有人著文回憶：《中央文學研究所學員、師資和課程(1)》——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校址在鼓樓東大街103號，另外在鼓樓東大街156號和后海北官房27號有房產(chǎn)（主要是做學員的宿舍）。從1950年開始的丁玲時期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央文化部和中國文聯(lián)共同管理），到1953年后的田間、公木時期的“中央文學講習所”（全國文協(xié)管理），前后經(jīng)歷7個年頭，開設四期五班（第一期兩個班），結(jié)業(yè)學員279人。經(jīng)歷1955年的“丁陳反黨集團”事件和1957年“反右”運動，中央文學講習所被迫終結(jié)。直到1980年，重新恢復建制，改稱“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講習所”（李清泉任所長，徐剛?cè)胃彼L）。1985年改稱“魯迅文學院”（唐因任院長，1991年由劉白羽接任），終于實現(xiàn)與前蘇聯(lián)“高爾基文學院”的名稱接軌的宿愿。但此時的“魯迅文學院”，或者說中國作家協(xié)會，與風起云涌的20世紀50年代相比，已經(jīng)不可同日而語。
以上這段文字大致可以，再深究些則含糊了，該文明顯有不認真、不講究、不確定之處，即使引入被當作慶祝建院50周年所陳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說明文，也是缺這少那的——下面所附表格，是2000年魯迅文學院慶祝建院50周年展覽時制作，但中央文化部1954年1月的公文所示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講習所”，并附有方印圖案，特此說明。中央文學研究所學員的選拔方式和標準，在上一節(jié)的“草案”中已有詳細說明。第一和第二期學員屬于調(diào)干性質(zhì)，有些學員同時兼工作人員，比如馬烽、徐剛等同時兼任文學研究所的干部和老師。綜合魯迅文學院展覽資料和學員回憶文章，前四期五班的學員情況如下：1.第一期第一班為研究員班，1950年10月入校，1953年6月結(jié)業(yè)。學員有：馬烽、西戎、李若冰（沙駝鈴）、唐達成、陳淼、古鑒茲、徐剛、陳登科、李納、劉德懷、周雁如、司仃、張今慧、吳長榮、王雪波、高冠英、郭小蘭、王慧敏、段杏錦、董偉、逯斐、葛文、胡正、王景山、王谷林、丁力、雷加、張學新、楊潤身、徐光耀、朱靖華、胡昭等。2.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1952年9月入校，1953年8月結(jié)業(yè)。學員有：曹道衡、馬拉沁夫、毛憲文、劉真、張鳳珠、龍世輝等。3.第二期1953年9月入校，1955年3月結(jié)業(yè)，學員有：鄧友梅、張志民、白刃、孫靜軒、沙鷗、苗得雨、趙郁秀、胡海珠、劉真、王谷林、和谷巖、王有卿、劉超、沈季平、漠南等共43人。另外還有24名是第一期轉(zhuǎn)過來繼續(xù)學習的。第二期實際上是67人。4.第三期是1956年上半年的短訓班，學員有：吉學沛、李學鰲、胡萬春、流沙河、梁信、鐘藝兵、任大霖、王劍青、胡景芳等60人，主要是從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者大會代表中挑選的。5.第四期文藝編輯班1956年10月入校，1957年6月結(jié)業(yè)。學員有：馬德波、王平凡、王成剛、王占彪、李昭、高歌今等99人。總的來看，第一、第二兩期學員的素質(zhì)比較高。第一班成名作家比較多，主要來自老解放區(qū)和解放軍的青年作家。第二班是從各大學選來的：曹道衡、毛憲文、白婉清、王有欽、許顯卿等來自北京大學，龍世輝、王鴻謨來自輔仁大學，還有復旦大學等高校的。該文所謂“第一期研究員班和研究生班兩班共53人”誤差太大。簡單推算，第一班列32人，據(jù)我所知至少還缺張德裕1人，第二班列6人，至少還缺毛憲文、賀朗所列劉蕊華、周永珍等19人。那么，將第一班至少33人和第二班肯定25人相加，“第一期研究員班和研究生班兩班”至少“共58人”。至于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人數(shù)則所列名單顯然不夠。六據(jù)中國作家網(wǎng)統(tǒng)計并發(fā)布，自1951年1月8日正式開學以來，曾經(jīng)先后擔任過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講習所、中國作家協(xié)會魯迅文學院的專職教師、外聘教師的部分人員約計——專職教師有：丁玲、李又然、瑪金、吳伯簫、張?zhí)煲怼⒐尽⑻镩g、蕭殷、阿紅、楊晦、周立波、秦兆陽、陳學昭、康濯、馬烽。（15人）外聘教師有：老舍、陳企霞、趙樹理、艾青、邵荃麟、郭沫若、何其芳、游國恩、胡風、蕭三、呂淑湘、光未然、茅盾、聶紺弩、李何林、吳組湘、周揚、馮雪峰、陳荒煤、夏衍、嚴文井、曹禺、謝冰心、周建人、李廣田、鄭振鐸、余冠英、柳青、黃藥眠、張庚、柯仲平、孫伏園、楊憲益、馮至、葉君健、卞之琳、方紀、楊朔。（38人）以上，分出“專職教師”和“外聘教師”之別，卻未分出“專任教員”和“輔導員”兩個崗位，嚴肅對待起見，正本清源為好，這畢竟關系到課程的設置和講課的質(zhì)量。而《中央文學研究所學員、師資和課程(1)》文，不僅未分出“專職教師”和“外聘教師”、“專任教員”和“輔導員”之別，卻使用“主要授課老師”的提法，混沌吞棗一般，弄糊涂你拉倒：魯迅文學院提供的主要授課老師名單（按姓氏音序排名）：阿紅、艾青、卞之琳、冰心、蔡其矯、蔡儀、曹禺、曹靖華、陳荒煤、陳企霞、陳學昭、陳涌、陳占元、丁力、丁玲、杜秉正、方紀、馮雪峰、馮至、公木、光未然、郭沫若、何其芳、胡風、黃藥眠、康濯、柯仲平、老舍、李廣田、李何林、李霽野、李劼人、李又然、劉白羽、柳青、廬隱、呂叔湘、呂熒、馬烽、瑪金、茅盾、聶紺弩、裴文中、彭慧、阮章競、沙鷗、邵荃麟、孫伏園、孫家琇、孫維世、秦兆陽、田間、吳伯簫、吳興華、吳組湘、夏衍、蕭殷、蕭三、嚴文井、楊晦、楊思仲、楊朔、楊憲益、葉君健、葉圣陶、游國恩、余冠英、俞平伯、張道真、張庚、張?zhí)煲怼②w樹理、鄭振鐸、鐘敬文、周立波、周揚。（76人）授課較多的老師是鄭振鐸、李何林。在學員的回憶中，游國恩、李何林、李又然、丁玲、鄭振鐸、楊憲益、馮至、曹禺、孫家琇等老師的課較受歡迎。七中央文學研究所，所謂最高文藝黨校，不叫教授叫教員，不叫研究生叫學員，學員也當教員、輔導員，也是作家，也當編輯；沒有政務院暨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規(guī)定的課程設置、考核標準、資格認證??于是，人不一樣，感受和收獲也多有不同——徐剛：《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布告：任命馬烽為第一期第二班班主任，我和李方立為副主任。??丁玲交待我們，這個班的任務，主要是改造思想，要用一半的學習時間和工農(nóng)在一起生活。1953年初，我和李方立帶領二班學員下鄉(xiāng)下廠。我?guī)埵垒x、張鳳珠、李仲旺等九人到青島國棉六廠。這是勞動模范郝建秀所在的紡織廠，紡織工業(yè)部已總結(jié)了郝建秀的工作法在全國推廣。我們分別在各車間參加勞動，參加黨、團、工會工作。6月，我們返回文研所。以后，還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所部叫我總結(jié)第二期第二班的工作，我想到李又然老師在教學中的幾件事：李又然講語法修辭時，講到李清照的詞“人比黃花瘦”，他說：“你們看，我的臉比黃花還瘦。延安整風時，他們用香頭兒捅我的鼻子。”用南宋女詞人的詞和他在延安整風中的遭遇相聯(lián)系，風馬牛不相及，聯(lián)系不起來嘛。又有一次，瑪拉沁夫拿著李又然選的兩篇作為教材的作品，一篇是魯藜致阿垅的詩《要區(qū)別開來》，一篇是匈牙利作家寫的小說《可笑孰甚》，問我：“李老師選這兩篇作品當教材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二班同學議論李又然生活中的事，是可以理解的；教學中的問題則涉及到原則。我在總結(jié)工作時用正面的語言寫到：本所教師授課最好有個經(jīng)過集體討論的教學大綱，不要隨意性太強。這個總結(jié)激怒了兩三位教師。所不便召開會議討論二班總結(jié)的問題。三位教師厲聲批評我，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間攬過責任說：“這總結(jié)是我叫人印發(fā)的。”丁玲在會中走來走去最后說：“我們的水平都不高。”過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設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見我坐在席上扭頭就走。丁玲說：“他有病，我們吃我們的。”這時我才想到丁老師可能是想在席間淡化這一問題的矛盾。
附記：摘自于徐剛《文學的日子——我與魯迅文學院》一書（屬于內(nèi)部資料，非公開發(fā)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孫用翻譯的以《春天的歌》為總題目的戈爾札克小說七篇，于1931年，由中華書局按現(xiàn)代文學叢刊印行，計266頁；不知道家父李又然當年選用的是否這個版本——七篇小說的各題目為：⑴可笑孰甚；⑵毫無趣味；⑶打倒清潔；⑷堂倌者人也；⑸職業(yè)；⑹春天的歌；⑺講文法的一課。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就不把戈爾札克的小說《可笑孰甚》找出來，看看因為什么值得一讀，讀者愿意就找來讀吧。魯藜的詩，現(xiàn)在讀來依然令人震撼，很適合第一期第二班學員日后作為文學編輯閱讀，從那時到目前，很少有如此肝膽的文藝批評，更何況是用詩來寫的。馬拉沁夫那時年齡小，不諳事理，不足為奇。徐剛作為第一期第一班學員、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以“原則”要挾教員，顯然不講“原則”，不懂“原則”。其實有必要把魯藜的這首批評詩、哲理詩找出來給讀者看看，何謂堅持“原則”一目了然。八一道革命、齊躋文壇、共同抗戰(zhàn)、贏得解放的師友同事，新中國成立后可爭執(zhí)的教與學和名與利太多了，扣以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及腐朽生活方式的帽子，是極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無須任何事實而以思想揣摩定罪，一定一個準兒。整人的人如此整人，挨整的人如此挨整。文學界從來就不是一塊凈土，教與學，名與利，在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講習所、中國作家協(xié)會魯迅文學院，無論怎樣表面不說、幾番更名，也無法回避和掩飾實質(zhì)，而其中每一個教員工作的態(tài)度和生活的細節(jié)，足夠?qū)W員牢記一生，歷經(jīng)波瀾的幾十年后也多有回憶。周永珍：《我們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暢》先生悄然離開人間，倏忽已半年，他那模糊的身影，常晃動在眼前。認識李又然先生，是在1952年。那年暑假，我畢業(yè)分配在文化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一天，上世界文學課，李又然先生來到我們教室，他面龐清瘦，微突的眼睛帶一點血絲，看上去比他實際年齡稍大。他講話態(tài)度和藹，面容慈祥。他允許同學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有的時候，同學公開提出相反的意見，他不生氣，還說：“好啊！應該有自己的見解，獨立思考么！”我們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暢。當時文學研究所分在兩處，一部分在鼓樓東大街，一部分在什剎海后海南河沿。先生住在鼓樓，我們學習住宿在什剎海，除去上課，有的時候上晚自習，先生也到我們這邊來。大家圍坐在先生周圍，請他講述文學大師的名著和故事。還有的時候，我們湖岸散步、競舟湖心，先生或夾在同學中散步，或倚欄觀看。同學們都很愛戴他，有的背地里稱他李媽媽。這并非有絲毫貶義。人們習慣說，嚴師如父，可是先生卻慈祥得像個母親。三個月的授課過去了，要求每個同學交一篇論文。我寫了一篇什么，題目和內(nèi)容全已忘記，但是記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獎。因為當時我想離開文學研究所，先生不加另眼，反給予鼓勵，我深深敬仰先生的為人和修養(yǎng)。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先生被下放到河北農(nóng)村，此后一別二十年??1978年底，一位外地同學來找我，一見面便告訴我，李老師住在北京。我們決定一同前去看他，乘地鐵在翠微路下車，進了一條巷子，曲折向北向西，來到一間面朝北的房子。門口是用木板搭蓋的擋風閣子，兩間簡陋的小屋，可以避風雨。室內(nèi)凌亂地放著一些書籍和生活用品，房間正中放著一個裝了煙筒的蜂窩煤火爐，先生貼近火爐而坐，兩手擁抱火爐取暖。他只穿了一身破舊的藍色棉衣褲，目光呆滯而無神。因多年不見，我們報了姓名，先生才嘴角微動，以笑作答。我們佇立良久，不知說什么才好，還是先生說：“你們坐吧！”我環(huán)視四周，沒地方可坐。還是那位同學搬來了一條木凳，才開始了我們的談話。我問先生：“您好嗎？”先生說：“好，還好。”聲音是那樣的低沉，我頓感心酸。我們問到先生的近況，過去二十年的經(jīng)過，先生回答極簡單，也毫無怨言。我們談到先生過去的妻子，因為彼此都是熟識的。先生說：“是我對不起她！”先生一貫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是不會交絕而出惡聲的。我們想在先生身邊多停留一會兒，約他一同吃飯，先生表示同意。在顛簸的土路上，我們分別走在先生的兩旁。初見到他的時候，那種壓抑的心情完全消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從什剎海回鼓樓東一樣。來到一家餐館，顧客寥寥無幾。我們選了一張靠近火爐的位置坐下，要了幾道菜和少許葡萄酒，緩慢地用著。先生很少說話，他端坐，背已略駝，目光竟變得深邃而平靜了。辭別先生歸來，行路更加顛簸。我們默默地走著，只有天邊幾顆寒星，點綴著，這初冬的北京。此次見到先生以后，唯一希望的是，能看見先生更多的文章。1980年1月，《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先生追念馮雪峰同志的悼文《比我淋更多的雨》。僅看題目，我的雙眼就已被淚水模糊了；文章雖短，意味深長，我仿佛見到先生在雨中被淋著，頭發(fā)散亂，臉上淌著雨水??先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個與人合伙開雞鴨行的商人家庭。他在老家慈溪長大，十幾歲回到上海進錢莊做學徒、銀行當練習生。20年代末，他剛到歐洲留學不久，即在巴黎參加了法國共產(chǎn)黨，其間秘密為《赤光》撰稿，與羅曼·羅蘭通信，與艾青相識，也從哲學轉(zhuǎn)向文學，自然更染上了有《馬賽曲》風范的人道情懷。從30年代初回國到抗戰(zhàn)，他積極而無畏地從事世界語者運動和反戰(zhàn)工作，終于得以在1938年3月10日抵達延安，直到八年以后，隨部隊行軍至東北開辟解放區(qū)，創(chuàng)建鞏固的革命根據(jù)地。他的散文名篇以及結(jié)集大多屬于——戰(zhàn)爭年代的沉雄犀利的戰(zhàn)士美文，即《國際家書》和《偉大的安慰者》。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將近三十年間，先生自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以后，就幾乎再沒有安定過，在運動中歷盡磨難，先后兩次九年下鄉(xiāng)勞改，73歲那年才得以平反。他以最后的力量向人生終點沖刺，拼力寫出一批散文與詩，在報刊上發(fā)表，但終因已身心憔悴，于1982年住進了醫(yī)院，從此一病不起，1984年11月13日長逝，享年78周歲。令人遺憾，由丁玲、陳企霞先生分別作序的《李又然散文集》的正式出版，已是李又然先生身后之事。是的，永志不忘，我們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暢。先生的一生，忠于祖國，熱愛人民，追求真理，學貫中西；他豁達大度，助人為樂，心地坦誠，誨人不倦，是一個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附記：原載于1985年7月15日《江城日報·松花湖副刊》。編者在按語中指出：李又然同志于吉林解放初期，在我市工作和生活過，主持籌建過吉林省文協(xié)，主編過《文藝》周報、《文藝月報》。本刊曾于1982年初夏，派人進京邀他撰寫《江城瑣憶》文章。不料他因病住院，未能如愿；更未料到他一病不起，兩年后溘然長逝。現(xiàn)發(fā)表周永珍同志文章，為永久紀念。孫肖平：《中國作家的搖籃》接到魯迅文學院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通知后，不禁有些激動。闊別已久的北京鼓樓東大街103號頓時又有聲有色地出現(xiàn)在眼前：丁玲老師的激情和她那富于魅力的獨特見解，像母親的乳汁哺育著朝氣蓬勃的弟子們；馮雪峰用讓我們無論怎樣使勁聽也聽不清楚的浙江土話講魯迅的作品和人品；胡風每每上課必定帶著夫人梅志，師娘當年漂亮得像電影演員，讓年輕的學生不能聚精會神地聽課；羅曼·羅蘭的學生李又然，不知他為什么每次在講課前，總要穿裙子的女同學把腿并攏些，他講課的語言，像他的散文一樣精練、準確、優(yōu)美；艾青對同學嚴厲得有時要罵人，他聽說有人對中國詩歌傳統(tǒng)不夠重視，就在課堂上火冒三丈：“母親就是長得丑你也得喊她娘??
附記：節(jié)選自孫肖平《清明》2001年第5期。趙郁秀：《完全扭轉(zhuǎn)了對他的偏見》1953年9月7日，中央文學研究所于北京鼓樓東大街103號紅油漆大門內(nèi)新建的教學樓舉行了第二期學員的開學典禮。??我們開學，鄭振鐸第一個登上了講臺。他的古典文學課，持續(xù)兩個月，先后共四講——第一講：為什么和怎樣學古典文學；第二講：中國古典文學的詩歌傳統(tǒng)；第三講：中國古典文學的戲劇傳統(tǒng)；第四講：中國古典文學的小說傳統(tǒng)。這之中穿插有：李又然講《詩經(jīng)》；游國恩講《楚辭》；馮至講《唐詩》；阿英講《元曲》；宋之的講《西廂記》；聶紺弩講《水滸》（一共四講，每周一講）；連闊如講《水滸》人物塑造；路工答問《水滸》的真實性和人物性格；11月15日由馮雪峰對歷時月余的《水滸》學習、研討進行總結(jié)……王亞平講民間文學和地方戲曲??今天，我翻閱這些講義，那泛黃的白紙現(xiàn)出的鋼版刻印的蠅頭小楷字字清晰，而且，錯漏字像米粒大的校字，也工工整整，真不亞于今天的電腦打字。當年，不僅有講課講義，而且，還有《詩經(jīng)》《楚辭》《唐詩》《元曲》以及希臘史詩、戲劇等油印本。教務處的速記員王偉，整理文稿的許顯卿、朱靖華、王文迎等以及刻蠟版的老先生們，該付出多大的心血呀！同游國恩先后講《詩經(jīng)》的李又然是本所老師，曾經(jīng)留學法國，羅曼·羅蘭的學生，舉止行動也帶洋味。他的夫人是本所第一期第二班學員、時任《文藝學習》編輯，輔仁畢業(yè)的北京青年，剛生一女孩，家里總掛著窗簾，誰也不敢進去。傳說他是延安時被稱為蕭軍、塞克等“四大怪”之一。但是，聽他講了一堂《詩經(jīng)》，使我們完全扭轉(zhuǎn)了對他的偏見，同時也明白了中國留洋者，大多是從小讀四書五經(jīng)、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后來，他講羅曼·羅蘭，更使我們佩服了。同這兩位“講經(jīng)”老師迥然不同的是鄭振鐸。他，高大魁梧，戴著深度眼睛，一身毛料中山裝，儼然政府官員，但是，他放開洪鐘似的聲音講課的時候，又純是西諦學者風度，皮包桌上放，很少打開看，一、二、三，A、B、C??小節(jié)大題、條理清晰、滿腹經(jīng)綸、無一廢話，11:30準時下課，真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部活字典。附記：摘自于趙郁秀《文學的日子——我與魯迅文學院》一書（屬于內(nèi)部資料，非公開發(fā)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他的夫人??剛生一女孩”一句，原為“他的夫人是本所工作人員、復旦畢業(yè)的上海青年，剛生一小孩”是錯誤的。九文學數(shù)字謎。有人一分鐘、一個字地算計過家父李又然在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課時和講義；公木、沙鷗之流為此可憐地寫所謂諷刺詩在《人民日報》《文藝報》《詩刊》上發(fā)表，應景同時為保全自己，對李又然實施落井下石。也可以說，整人的人對于挨整的人采取的辦法就是文學數(shù)字謎——每一分鐘、每一個字地算計挨整的人在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課時和講義。這樣維吾爾族少女辮子多，有多少頂帽子也會給你扣上，左派、右派都是一個你。現(xiàn)在，幾十個人的回憶，幾十萬字的記載，《文學的日子——我與魯迅文學院》一書（屬于內(nèi)部資料，非公開發(fā)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卻很少有人寫到當年中央文學研究所師生抗美援朝以及赴桂土改時的經(jīng)歷。在我搜集到的所有文字中，作為全國政協(xié)土改工作團第21團暨廣西省委直屬部門干部混編土改工作團第二團成員的陸地、胡昭二人，他們回憶得最多：親切而翔實，直接而可信；將此文收入文集的也是陸地、胡昭。陸地：《這里冬天如春季》新中國成立初年——1951年的冬日，中央直屬機關單位組成的土改工作團，一行名人、專家，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和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教授、講師以及男女學生等百數(shù)十號人，南下廣西邊地，來參與廣西省委直屬部門干部混編土改工作團第二團的工作（廣西省于1958年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土改工作團，選定于省會南寧市郊的邕寧縣第十三區(qū)人民政府所在地老口圩，臨時駐地坐落在對河岸邊一座孤立的村小學校旁邊的居民點麻子畬村屯。從這兒，左，江船可通至睦南關（友誼關）、龍州的左江；右，航程能達百色州府（百色市）的右江——兩大江河的交匯碼頭，故得名稱“老口”，它是聞名遐爾特產(chǎn)良種魚苗的供銷圩場。土改工作團的負責干部是來自北京即中央的：中央宣傳部理論處處長胡繩（馬列主義理論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央宣傳部教育處處長吳寄寒（筆名吳江）；全國文聯(lián)戲劇家田漢（《國歌》的詞作者）、安娥（《漁光曲》的詞作者、田漢夫人）；清華大學教授吳景超，燕京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徐毓；中央文學研究所教授、詩人李又然；還有，全國文聯(lián)的詩人艾青，畫家李可染、張光宇，音樂家江定仙；保衛(wèi)世界和平大會亞洲北京總會秘書長唐明照（后出任聯(lián)合國副秘書長），等等，分別擔任正、副團長和各中隊正、副隊長的名分。本地干部——廣西省委的人，有：廣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宏，廣西省土地改革委員會處長肖寒，廣西省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謝芳春，廣西省委宣傳部宣傳處處長陸地，等等。工作團的工作區(qū)，分布下到各鄉(xiāng)各村。第一中隊胡繩、吳寄寒領頭到揚美、下楞的鄉(xiāng)鎮(zhèn)；第三中隊艾青、唐明照、陸地和張志民一道，在和安、華安、靈灣村和石埠鎮(zhèn)等。全區(qū)村鎮(zhèn)瀕臨大河；和安、華安兩村一帶為橄欖樹林植被所覆蓋，林木濃綠茵翳，枝干銀白光潔。呈現(xiàn)一片幽雅宜人的風光，大大令人嘆為觀止。此時，正值北國數(shù)九寒天季節(jié)，冰天雪地。不想在此南方卻暖和如春。詩人艾青靈感敏捷，脫口沉吟：“不必為我寄寒衣，此地無冬如春季。”樂得大家哈哈歡笑，引起同感共鳴。再說，此處不僅每年春汛水暖，適宜孵化魚苗而引來遠地販苗行商聚集采購的熱鬧，并且另有民間歌謠野趣的習俗，引人喜聞樂見。飲譽全國的《劉三姐》歌劇那場膾炙人口的對歌，其中一組為人傳唱不衰的曲詞，就是吸取此地平民百姓素所耳熟能詳?shù)那V。記得土地改革運動鬧了半年之后，廣大貧下中農(nóng)次第從奴隸翻身成了主人。北京中央的來人，即將北歸京華之際，主客在車站月臺握手依依話別，一位燕京大學女學生薛傳釗，情不自禁，意味深長地面對敬重的新知友好，悄聲吐露衷心的話：“我??人家真舍不得這塊美麗的南方啊！”不好否認，就因這句無奈惜別的心聲，竟成了牢記在心的人十年之后，醞釀綻開靈感之花，文苑上呈現(xiàn)一部借以為名而被人傳誦的長篇小說。瞬息半個世紀過去了。1997年，一位正在要著手撰寫“郊區(qū)志”的覃芝馨學人，接受區(qū)長羅世敏同志的擬議，將要在郊區(qū)開發(fā)度假村作為旅游景點，并且兼建培養(yǎng)青年一代文藝人才的“創(chuàng)作之家”，以促進精神文明與物質(zhì)文明事業(yè)的同步發(fā)展。特意邀我——過時的老人一道，趨赴胡繩等文化名家當年在那兒留下足跡的揚美古鎮(zhèn)，追蹤覽勝。古鎮(zhèn)換新顏，千言萬語都難道盡世態(tài)的滄桑。
附記：摘自于陸地著《鄉(xiāng)謠·序》（廣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