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轉載類話題】

謝邀。轉載和抄襲不是一碼事。但是，轉發文學作品和新聞作品，就報刊書和廣電網等平臺，從著作權、署名權、改編權、名譽權看，意義和結果也多有不同——新聞通稿多為公務寫作，一稿多投，四處轉發，天天都有，比比皆是，像水潑出去，一發不可收；文學創作，多為個體，屬于知識產權之一，如若在互聯網臺機和手機自媒體上轉發，一般不會涉及侵權，可是務必原汁原味原創準確署名，等于是幫原創作者擴大影響，提升作家作品在讀者中的知名度。

自從1978年起，在短短幾年里，伴隨家嚴李又然的恢復政治名譽和生活待遇，他將近年的詩文多經整理修訂，先后在《鴨綠江》《長春》《詩刊》《北方文學》《江城》《人民日報》《哈爾濱日報》《黑龍江日報》《新文學史料》發表，多被《人民文學》《新華文摘》《作家文摘》《讀者文摘》轉載。其中，主要是四篇文學回憶錄《毛主席》《丁玲》《艾青》《古久里》被廣為傳播。《人民文學》月刊（1982年第7期·總第274期）轉載《毛主席》編后附記：

“作者為老作家、老同志。寫得一手好散文。讀完這篇回憶錄就可以得到證實，作品意蘊深沉、情感誠摯、風格優美。它發表在《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為向廣大讀者推薦，特予轉載。”1981年5月30日，丁玲在（《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寫幾句話》收入《丁玲全集》時改標題為《〈李又然散文集〉的序言》）文中說：“我過去，認為他的散文寫得很好，這次重讀50年代作家出版社為他出版的散文集《偉大的安慰者》，我還是感到很大的安慰。”

李又然文學回憶錄之一《毛主席》首次發表在《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后為向廣大讀者推薦，幾十年不間斷被轉發——先后被收入（不完全統計）——

蘇揚主編的《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中外名人的評說》（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程遠主編的《延安作家》（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阿古拉泰主編的《一百個名人眼里的毛澤東》（青島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李蘭頌主編的《哈爾濱日報·副刊長篇連載專欄》（1994年6月24日至8月11日第七版）《往事與人——李又然文學回憶錄節選》中的一章；

守琰等人主編的《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中外名人的評說》（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

后一個版本改題為《腦子里總有毛澤東》。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教育委員會、文化部、新聞出版署、共青團中央于1995年5月22日聯合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宣傳部、教委、教育廳、文教辦（教衛委）、文化廳（局）、新聞出版局、團委，北京、天津市教育局等發出《關于向全國中小學推薦百種愛國主義教育圖書的通知》，該書被列為高中組閱讀書目。

在此之后，或被再版（也被收入）——

阿古拉泰主編的《名人眼里的毛澤東》（青島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二版）；

于俊道主編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

以上，如此之多的入選轉發（僅僅只是一小部分），沒有一家通知過家屬、寄送過樣書、付給過稿酬；考慮到是傳播偉大導師和革命真理，還能追究以及說些什么？這里，不妨再次轉發一下：

李又然：《毛主席——回憶錄之一》

從沒見過心力能一下子這么集中的人

1938年元旦后一天，到延安，住第一招待所。在外面，被認為是赤色分子，到家里，受最高的待遇，心中十分不安，更急于上前方；或者先在延安工作一個時候再說。于是決定找毛主席。先去一封信，要求談一次話。立即得到一封親筆回信：“可以一談”。時間要我和他的秘書李六如聯系。去之前兩三個夜睡不著，竭力壓縮見面時要談的話，最后只剩十來句。

去信之前，已經聽過毛主席一次講話。以為是激昂慷慨的，卻原來是個書生，非常文靜，而且十分有風趣，時常插句笑話，使聽的人更輕松。那是一次動員文化人去前方的講話，末了一句話：“也不是誰都去，我就不去。”臺下哄堂大笑。

更早，陜北公學舉行一個紀念會，我站在門外一條長桌的前面，毛主席從房里出來，見我站在那里，走到我面前，兩手撐在長桌上，正要說話的時候，何思敬教授走來，遠遠就喊道：“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是不是辯證法的？”毛主席沒有回答。“進去吧”，對我說，“吃飯去”。

在餐桌上，毛主席給大家斟酒，夾菜，分饅頭；自己只吃一點點菜，只喝一點點酒。不是不能多喝，怕喝多了人會困倦，不能回去工作。——毛主席總工作到深夜。

最早，邊區政府招待文化人，毛主席立在大門旁邊迎接。周揚介紹：“這是李又然同志。”主席握手，如此親切，所以決定找他去。

宴會將要開始的時候，聶紺弩提議：“請毛主席講話！”主席緩緩站起來：“同志們請吧，沒有什么好吃的！”說了坐下。——這樣的時候，主席如果非講話不可，絕不多講一句話。

我進去的時候，主席坐在藤椅上，很莊嚴。看我有點緊張，立即從藤椅上縮下些，坐得低一些，露出笑容。我剛坐上，有位秘書同志進來說：“洛甫同志打電話來，請你去開會。”洛甫同志就是張聞天，當時的總書記。我立即站起，準備就走。可是主席卻親切地、緩緩地說：“和同志談話，不去了！”“我這么重要么？”我心里說，“因為和同志談話，連中央的會都不去開了？”就算只是普通的會吧，也是中央的會呀！我很感動，于是坐在主席身旁，說：“毛主席??”我剛開始喊了一聲，只是聲音有點激動，可是主席，立即把全部心力集中起來，這時候好像只有坐在他身邊的一個我，聽見我講話是唯一重要的事了。于是我興奮地講下去，本來不預備講的話也講了，本來不想講的話也講了，本來沒有想到的話也講了??倘若毛主席有一點點分心，或者向窗外看一下、聽一下，我會立即停下來不再講下去，但是主席始終全神貫注??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心力能一下子這么集中，又一直集中下去的人，這是驚人的！終于我發現已經足足講了兩個鐘頭了，于是說：“毛主席，我講得太多了，該走了！”這時候，毛主席說：“你兩個問題，一個上前方，一個工作。前方什么時候都可以去，還是先在延安工作吧。”于是我先進了邊區政府的文化協會，主席叫丁玲介紹的。后來“文抗”成立，我就轉入“文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

回到招待所，還是久久不能平靜，感到舒暢極了。只是，總覺得太浪費主席的時間了，感到過意不去。

以后，與主席面對面單獨長時間談話還有五六次。

除了頭兩次而外，每次去，不用到傳達室說一下，傳達室的同志老遠就喊道：“請上來，請上來，在里頭，在里頭！”

“中央解決！”

一天，毛主席問我入過黨沒有，我說沒有。隨即講旁的話了。回到住處，想起自己入過黨的，怎么說沒有呢，而且對毛主席！非常痛苦，一定要去解釋清楚。

1928年夏天到里昂，不久加入法國共產黨。用藥水寫過《赤光》——德法留學生共產黨的機關刊。1929年暑假，與全體同志們（一共四個人）一起到巴黎。住兩三個月，去比利時。一位瑞士同志和我聯系，他常到魯汶去看我。一天，他要我弄一張護照，以便使一位躲在比利時的華工同志去莫斯科。我將舊的護照拿到中國領事館去換一張新的。這樣，有了兩張護照，可以分一張給華工同志。以前有人這樣做的：舊的一張寄回國內做紀念。想不到領事館出了事，只給我換一張新的，舊的不退還給我。比利時警察局要六個月之后才在新的護照上簽字。我在比利時多住六個月不要緊，問題是那位華工同志后來不知怎么樣了？至今一想起，還是不安。

巴黎中國支部幾次來信要我回去，說有要緊的事需我去做。我等一滿六個月就回去，這是我二次到巴黎。在比利時十一個月。

巴黎總共只有十個同國同志，我最小，最不世故。我把那九個人都看作同患難、共生死，最親的，愿意跟隨他們之后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想不到我一回到巴黎，他們已經分裂成了兩派，這一派向我痛罵那一派，那一派向我痛罵這一派，面都不見，成為仇人，會更不開了。支部名存實亡。那時我什么都不懂，只有熱情和犧牲精神，非常痛苦，竭力要調解，使他們重新和好。結果，我受到嘲笑。終于，我失望，對兩邊說：“你們鬧吧！反正在法國做共產黨員不會殺頭，頂多被驅逐出境，所以鬧吧！我快沒有錢了，趕緊多讀點書，回國去做黨員！”——法國共產黨的集會，我繼續去參加。

后來知道，因為搶支部書記做才鬧翻的。法國黨給中國支部書記每月500法郎津貼。國內寄去的刊物也只到支部書記手里。罵來罵去各有各的理由，這是容易找到的，不說真的理由就行了。也有幾個正派的，但也不卷入漩渦，兩邊都遠開了。對于他們，我至今還懷念著。回國后出了一個叛徒，就是那個搶支部書記最兇的、鬧得最厲害的！

支部名存實亡，直到后來，楊、李二同志到了巴黎，支部才又活動起來。

這時候，我受經濟恐慌的打擊。出國那年，一塊銀元換十二個法郎還多，很快，只能換五六個了，足足少了一半。同時，物價漲起來。我先拿書去賣。有一次，又拿了幾本書出去，看見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就買了來，一邊走路一邊讀。讀完之后，才想起已經餓得很久了。這時候，我最用功。不再到大學聽課，天天跑圖書館。我讀了許多買不到的書。夜里，不吃晚飯，去看戲，我看了很多戲。

到了1932年上半年，更無法維持了，常常一天只吃一頓飯。有一次，一連餓了三個晝夜，什么都沒有吃。躺在床上，只覺得沉下去、沉下去，底下沒有底的。四周是無邊的空虛。窗外的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我感到就這樣慢慢地在死去。

房東待我很好，幾次送咖啡、牛奶和面包來，敲敲房門，要我去接。我手足都舉不起來；即使舉的起來也不去接，準備餓死。他們待我實在好，我欠他們房租達八個月之久，他們從沒有冷冷地討過，只偶爾溫和地問問家里寄錢來了沒有。他們還多次借錢給我吃飯去。他們不是有錢的。丈夫是出租汽車司機。她自己是一家大百貨商店時裝部的接待員。他們的小房子是分期付款造的。巴黎淪陷的時候，我最擔心的是他們一家大小不知怎樣了？但愿還算平安吧！——這樣善良的房東，不但法國沒有第二個，不論哪個國家，也都沒有的！

我萬不得已，寫信給羅曼·羅蘭告急！先生立即寄錢來，還請他一位在巴黎的朋友急速來看我，就近照顧我。這位朋友是美學家，介紹很多美術界人士同我認識，他們有送錢給我的，有請我吃飯的。這樣，羅曼·羅蘭先生等人幫我過了難關。

家里本來不是怎樣有錢，又遇到經濟恐慌；再加一個誤會，以為在法國進學校，像在上海一樣，學費、膳宿費，開學時候交了，一學期不用再交。不知道在巴黎，進學校得自己租房間，每月付房租，每頓外面吃飯，自己付錢??家里終于賣了地，寄錢來，我于1932年秋回國，在歐洲五個年頭，四足年多些。在威尼斯下船。我玩了瑞士和意大利。我最喜歡威尼斯。意大利真是藝術的國家，連天空都是美的：亮亮的純藍色，飄著白云。

我在法國入過黨，這我在延安公開說的。還有人勸我要求恢復黨籍，這太長了，得從1928年算起。為什么回答毛主席卻說沒有呢？這是因為在內心深處，我不認為自己入過黨，就沖口而出了。雖然不是有意欺騙毛主席，我總非常后悔。一天，我沖到毛主席那里，說：

“毛主席，你上次問我入過黨沒有，我說沒有，我入過黨！”

毛主席剛起來，面對著墻，背朝著門，在刷牙。他慢慢地說：

“你忘記了！”

我大聲地說：

“我沒有忘記！”眼淚流下來。

毛主席一點都不懷疑我！過幾天，說：“你入黨！”

巴黎中國支部給我刺激太深了，我本來不想入黨的，愿意永遠跟黨走。但是毛主席提出了，我就向機關提交入黨申請書。支部要我改掉晏起的習慣，和人道主義。我夜里睡得晚，才晏起的。我是馬列主義者，又是革命的人道主義者。我走上馬列主義這條路，就是我的人道主義引導的；人道主義又是我馬列主義的基礎。這不是理論，這是親身的經歷。

一天，毛主席來看我們，談起來我的黨籍問題，說：“隨他們不通過，中央解決！”于是介紹我同陳云同志去談話。從黃昏一直談到第二天天大亮。過幾天，陳云同志說：“你無候補期，重新入黨。”時間是1940年將近年底。但是當時我所在機關的領導，拖過了年，因之我的黨齡從1941年1月11日算起。他為什么壓了我一年呢？就因為我在軍人大會上批評了他??

“啊！鹽我們有的是！”

何思敬教授的兒子在保安保育院，因為奔跑，摔了一跤，膝蓋上有一點點跌破。孩子病了。保育院不照顧他。幾個小同學，用門板抬他到幾十里外的醫院。半路里滑下來，摔在地下。醫生看了一下，說：“沒有什么，抬回去！”于是幾十里地抬回來。保育院還是不照顧他！過幾天，孩子夭折！小小的棺材都已運回延安，凄清地放在路旁，保育院告訴孩子夭折的信還沒有到！何教授久久地低著頭坐在一只矮凳上，寫了一首詩，痛哭兒子的夭折。何師母呢？眼淚干了！只會“嗐、嗐”大聲地干號，幾乎瘋了！我萬分氣憤，立即寫信給毛主席。立即得到回信，要我先慰問何思敬教授夫婦，說他馬上就會找他們。第二天，毛主席特地起早，找他們去，勸解他們，安慰他們，整整一天。剛好艾青在那里，說毛主席非常憂慮，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上不斷劃著劃著，走來走去，背越來越弓。我們邊區，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我們，我們沒有治敗血癥的特效藥。那做父親的說：“打鹽水針可以救急。”“啊！”毛主席的背立即挺直，“鹽我們有的是！”他們不想吃飯，毛主席勸他們為了更小的孩子，勉強吃一點。

第二天，毛主席把保育院院長和那個醫生找來，嚴厲地申斥他們，開除了他們的黨籍，因為他們是官僚主義者，以孩子的生命為兒戲，隨他夭折，是嚴重的犯罪。

那孩子叫伯仁。“‘我雖不殺伯仁’，”林老說，“‘伯仁由我而死’！”雖只引用一句古文，也可見我們的老一輩的革命家，把不是自己的責任也都引到自己身上來。

我們保護心臟，不使它受傷，永遠健康，為什么？我們贊美好的，不得已而懲罰犯罪的，為什么？都是為了孩子——子孫后代。

帶著毛主席的安慰而死去

毛主席無比重視人的價值。“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這人，首先是創造世界歷史的人民大眾；再就是一個一個的個人。這里談一談毛主席對個人的關切到什么程度。

一位同志長期受極大冤屈，完全失望，非常痛苦，只差自殺。最后，決定找毛主席。主席集中全部心力（他總這樣待人的）傾聽他訴說，相信他完全受冤屈，絕對同情他，竭力安慰他。他“半死的進去，活著出來！”這是陳云同志在講“干部政策”時說的。

這是去找他的，沒有找他的呢，他也安慰！

陜甘寧邊區開第一次文代大會，一天，請王明講話。他表揚魯藝音樂系，把音樂系的教員一個個都提了，獨獨漏掉向隅，也是音樂系教員。剛好好多中央同志都在，音樂系的學員們也都在旁聽。這是一個榮譽問題，提了不算什么，漏掉是恥辱。趁休息的機會，向隅跑到一個暗角落里，低頭坐著，無地自容，也半死了！他的妻子唐詠梅緊跟在他背后，流著淚。好多同志也都跟過去圍著他，想安慰他，但能說什么呢？能說王明錯嗎？只能心里同情著。

第二天，請毛主席講話。他一點也不知道頭天發生這么一件事。但是當他引用“一人向隅，舉座不歡”這句成語之后，立即就問：“我們的向隅同志來了沒有？”還離開講桌，走到臺沿，俯下身來，手搭涼棚，向全會場前后左右仔細尋找。大家齊聲說：“來了！來了！”有人還大聲高喊：“就在這里！就在這里！”主席這才寬慰地走回講桌，繼續講下去。

主席思慮的問題是多的，要解決的問題是多的，他不可能總在念著某一個人。但是一到必要的時候，他立刻想起即使還不熟悉的人來。當時毛主席還不熟悉向隅。這是一個優秀的救亡青年，并沒有人向毛主席介紹過。主席只聽報幕的女孩子說是向隅??聽過他手風琴獨奏，留下了印象。而因為一句成語，就立即想起他來，像一個老朋友，多年不見，總在心里念著似的。

這樣，主席糾正了一個疏忽，醫治了一對心受傷害的夫妻，使大家多么快樂啊！這是偶然的。但分析到最后，又是必然的。必然通過偶然表現出來。像干燥的地面冒出水來，因為地下深處本來有水。主席記憶力特別強，聯想力又特別豐富而迅速，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主席總在關心人！

向隅同志已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而死，永垂不朽！他一定（一定呀！）直到最后還一息還是深深感激主席的！

謝老覺哉在一篇隨筆中，偶然無意識地、完全無心地提起一點點生活難這樣的意思，讀的人都疏忽，因為只輕輕一筆帶過：毛主席一發覺，立刻去照顧！

沒有透露什么，一點也沒有提起生活的呢？也深深關切。一天，寫信來，說：“又然同志，你身體不好，生活又苦，有什么事，我替你辦??”我回信都沒有寫。怎樣寫呢？說毛主席，謝謝你么？這是普通的客套。說我要這要那？革命是給不是拿。但在心里，一直感動著、感激著。真是難忘呀！

一位年輕戰士，住在醫院里，渴望死之前能見一次毛主席就好了。毛主席一知道，立即推開工作，騎馬遠遠去看他，竭力安慰他，要他安心養傷，會好的。這位戰士，終于死去，但他是帶著毛主席的安慰而死的。

沉默與重復

有人講課完全照他的文章講，這文章早已發表，聽課的人也早已讀過。那又何苦還要講呢？眾多聽講的人還不如下棋、釣魚、看閑書好呢！可能針對這講法，一天，毛主席溫和地說：“教書，講義上寫得多的少講，寫得少的多講。”毛主席沒有指名，也沒有說更不要照講義講，這是不使人難堪。他自己講話總恰到好處，該長就長，該短就短，該不講的什么都不講，該重復的重復，而每次重復，總有新的意境、新的講法??不是簡單的重復。在“文藝座談會”上做結論，一講就是幾個鐘頭，越講越有神采。而有一次散會的時候，白朗提議：“請毛主席講時事！”毛主席只簡短地講了幾句：“雞不要殺，會還是開，搬到山溝溝里也去開。這就是時事。”那時胡宗南要進攻邊區，毛主席早已說過雷聲大、雨點小。有孩子的母親養雞下蛋喂孩子吃，有殺雞的，所以毛主席說：“雞不要殺。”——敵人總不違反毛主席的心意：“一切行動聽指揮。”

自己高，看人也高！

魯迅有他自己戰斗的一生，有他自己輝煌的業績。但是毛主席對他那樣高（這高是最正確）的評價，他就更為萬世所景仰。

白求恩只見過一次毛主席，而且是通過翻譯談話的，最好的翻譯也會使原話遜色。但是毛主席一眼就看出這位異國同志人格的偉大??。后來我們的白求恩同志“以身殉職”，毛主席把他塑造成一個高大的形象，從此白求恩是世界的白求恩，不只是醫務工作者的榜樣。

上山燒炭，是普通的勞動，因燒炭而犧牲是普通的事故，在有些人都不算什么，不過死一個人而已。于是炭火照樣生得旺旺的，擱腳在炭盆的邊沿，悠然自得，睡著了，燒焦棉鞋和棉褲，反正明年可以再領。炭呢，總有人上山去燒，頂多再燒死一個人，有什么好大驚小怪的？但是，在毛主席，這人是戰士，他是為別人取暖而犧牲的，他的死“重于泰山”。于是以沉痛的心情寫文章紀念。這樣，一個普通的戰士，成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典范。

愚公更只是古代神話中的一個老人，但是一經毛主席“古為今用”，于是出現了無數的愚公——有男的、女的，有老的、少的，都在“挖山不止”，改變自然面貌、建設祖國。

“怎末有一個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藝！”

一天，又去看毛主席，說不清為什么事情而去的了，總之不是為了文藝問題而去的。毛主席站在窯洞中間，很高興。談話中，我提一句：“毛主席，文藝界有很多問題！”主席一聽，臉上立即顯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背弓起來。好容易一步一步走到書桌面前，兩手撐在書桌上，頭低著。臉上越來越憂愁——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憂愁的臉！一聲不響。我跟過去。站在主席右邊，窗子對面。隔了很久，主席氣憤地說：“怎末有一個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藝！”“要是瞿秋白同志還在就好了！”我說。停了一會，我又說：“毛主席，什么時候文藝界開個大會，毛主席親自主持！”毛主席始終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頭深深地埋著。我怕他這么下去要累的，就說：“毛主席，我走了！”主席這次沒有送我。我不知道主席什么時候離開書桌坐下來，或躺下來的。

過了幾天，主席就找文藝界的同志談話。頭一個是丁玲。丁玲談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談了，要他找蕭軍。蕭軍談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談了，要他找羅烽??這樣一個一個地談，問他們文藝是為什么人的這類問題。主席只是聽著，自己不說什么。

又過若干時日，就開文藝座談會了。

大家要主席把講稿發表，主席放了半年才拿出來。在這半年之中，主席閱讀了《海上述林》等等。講的比寫的更親切得多。

有人以為我自以為文藝座談會是我引起的，這是一種誤會，我沒有說過這話，也一點點都沒有這個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點引起的意思吧，也因為時機已經成熟，要開這個會了。“文藝界有很多問題”這樣意思的話，我對別人也說過，卻引不起注意。一般人都只聽上級的話，那要毛主席聽誰的呢？“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言者是誰，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誰是聽的人。同樣一句話，不同的人聽了效果就不同，可以千差萬別的。偉大領袖之所以偉大，就是在于他吸收各方面的影響。

“將來！”

有一次，我對主席說過一個受壓抑的人，說用他就信任他，不信任他就不用他，現在又不信任他又用他，叫他怎樣安心工作呢？??聽說他過去犯過錯誤??

還沒等我說完，毛主席就說：

——過去錯了，現在不錯嘛？

緊接著，毛主席更激動地說：

——現在錯了，將來不錯嘛！

過去有現在，現在改正過去的；現在有將來，將來改正現在的！啊！這將來啊！

“香港或莫斯科隨你歡喜！”

一天，毛主席又去看我們，我把他帶到丁玲那里，再把在家的同志——蕭軍夫婦、艾青等找攏來。我坐在主席對面，主席問我：“最近身體怎樣？”接著又問：“要不要到莫斯科去養病？或者香港，不過那邊可能發生戰爭。”最后說：“香港或莫斯科隨你喜歡。還是到莫斯科去吧！”我說：“哪里都不去，就在這里”——指延安。莫斯科是兩次在巴黎的時候就想去的，香港我也很喜歡。為什么都不去呢？主要因為好些同志身體比我更差，有的身上還帶著子彈——敵人打進的，卻都帶病在為黨工作。

一天，毛主席派警衛員來找我，我馬上到他跟前：“毛主席，有什么事？”“沒有什么事。”毛主席說，“你這個人能談心，找你來談談。”

“??要去鼓勵鼓勵！”

有人問主席，看過的戲為什么還去看？

“哪里這樣喜歡看戲！同志們辛辛苦苦演出，要去鼓勵鼓勵！”

每有晚會，主席總先到，坐在木頭上，吸著煙，沉思著什么——毛主席總是在沉思的。

有一次，戲散了，人走完了，毛主席還留在那里。裝汽燈的同志從梯子上往下說：“同志，請你把汽燈接一下！”一看是毛主席。他也許又因為思索著什么，忘記回去了；或者見還有同志留著，就也留著。

冼星海問：“毛主席，《黃河大合唱》怎樣？”

“百聽不厭！”

在很長很長的時間里，我腦子里不管想什么總有毛主席！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太深了！

我還有很多好寫的，但我實在沒有力氣了，就到此為止！

永遠懷念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