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老蔣廬山講話最知名最精彩的一段，而這等慷慨激昂的語句，老蔣自己是寫不出來的，它實際出自“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之手，作為國民政府當時最高的權力中樞機構，侍二處主管政治和黨務，你還能說陳布雷僅僅是個“智囊”嗎？

（電視劇《解放》里的陳布雷）

老蔣第二次下野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次年初復出后并沒有重任國民政府主席，而是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掌握實際權力，因此始建于1933年的“委員長侍從室”成為真正的權力中樞。該機構逐漸擴為三個處與侍衛長室，性質類同于清代中期出現的“軍機處”，而陳布雷從1936年1月擔任侍二處處長直至抗戰勝利整整九年，堪稱最受信任的核心幕僚，而主管軍事的侍一處主任卻換了N個。

陳布雷乃是浙江慈溪人士，本名陳訓恩，“布雷”是叱咤上海報界時的筆名，以后也就叫開了。1911年陳布雷自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后即投身上海報界，因才華橫溢以及筆鋒犀利，很快就成為享譽上海灘的知名記者，年僅22歲，后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是批駁北洋軍閥黑暗腐朽統治的文化先鋒，頗受當時文化界和報界的推崇，名動上海灘。

那么這個文人是如何入仕的呢？乃是北伐軍打到南昌時，老蔣頗感身邊缺乏過硬的筆桿子，而曾受孫中山嘉許的陳布雷成為非常合適的人選，遂遣元老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布雷、潘公展兩位報界名人去南昌會面，蔣在談話中很有禮賢下士的姿態，陳布雷大受感動，自此留在帳下以供驅使，不久即為老起草了著名的《告黃埔同學書》，文章一氣呵成，老蔣欣賞之極，這還是1927年夏天的事情。

所以陳布雷首先是老蔣的所謂“領袖文膽”，同時也逐漸成為“GMD內第一支筆”，從1927年到1948年整整二十一年中，老蔣發表的絕大部分文告，皆出自陳布雷之手。不過在早期，陳布雷還算不上老蔣的“頭號智囊”，這個位置屬于后來橫死武漢街頭的楊永泰，僅就軍事和政治大勢而言，陳布雷并非職業政客和權謀家出身，尚不能給老蔣在大政方針上出謀劃策，更多的是一個“幕僚”的角色。

（陳布雷）

陳布雷為人正直清廉幾無私心，所以個人操守非常之好，加之唯蔣之命是從，因此是老蔣非常欣賞的那種核心和貼身幕僚，逐漸成為國民政府在宣傳戰線上的“總參謀長”，也干過好些違心的事情，比如為蔣編寫《西安半月記》，美化其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等等。對此陳布雷自己也比較痛苦，曾言及：“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楊永泰被暗殺后，陳布雷也有參與政治事務當中，比如兼任宣傳部副部長、GMD中央秘書長等職務，他從政的本意是以文字為政治服務、為老蔣個人服務，然而隨著老蔣獨裁權力的不斷增大，陳布雷的位置也越來越重要，在政治中也越陷越深。從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起，他已事實上成為老蔣的“軍機大臣”，但更多體現在文化和宣傳領域，以及處理方方面面的關系，軍政大事涉及不多，畢竟是外行。

（文武二陳）

陳布雷身處權力中心，然能行事謹和廉潔自律，恪守自己的行為準則，并且痛恨重慶政府、南京政府官員的腐敗現象，在GMD內算是一股清流，他對老蔣忠心耿耿，而老蔣也對其比較尊重，其良好的政治操守連周公都表示贊許。但是陳布雷與楊永泰不同，他在老蔣的軍政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更多是一名執行者的角色，但是確為老蔣的獨裁統治服務也是歷史事實，尤其是在粉飾老蔣形象、在反G的政論方面，還是有一定責任的。

侍二處其實涵蓋的業務不少，下轄侍四組、侍五組、侍六組共三個組，在陳布雷的領導下，分別負責政治、經濟、黨務等領域，也包括老蔣親自交辦的其他機密案件，而侍六組則是后成立的情報單位，是重慶當局各類特務組織的會議召集單位，組長唐縱更是老蔣的紅人。所以侍二處那是連戴笠都不敢招惹的部門，財政部長孔祥熙一旦看見“侍二處”請款的條子，從來不敢耽誤立馬給錢，可見陳布雷的地位和權勢。

（電影里的陳布雷）

抗戰后期侍從室還成立了一個機要組，由老蔣直接掌握同時由陳布雷指導，專門處理老蔣的機密往來電報，以蔣的秘書毛慶祥兼任組長，可謂軍機重地。抗戰勝利以后，委員長侍從室雖然名義上撤銷，但各處各組都轉劃入國民政府主席直轄的軍務局和政務局，權力仍然不小，比如侍一處就被改制為軍務局，1948年再改稱“總統府軍務局”，仍以俞濟時擔任局長。

作為一個舊知識分子，陳布雷內心深處“士為知己者死”的封建思想很嚴重，到解放戰爭期間，他目睹了蔣政權的政治黑暗、官員腐敗和失去民心，但仍然秉承從一而終的態度繼續為蔣服務，當然，其所見所聞對內心的沖擊和撕裂也是非常大的。他不介入派系傾軋，也不許自己的兒女從政，結果女兒陳璉1939年就秘密成為了共產黨員，1946年曾遭逮捕，而老蔣卻親自下達了特赦令，這待遇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陳布雷嗜煙，恐怕也是敢在老蔣面前吸煙的少數幾人之一，而且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也使他的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他在給老蔣的遺書中曾經寫道：“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所以，陳布雷最終選擇自殺身亡，原因其實是多方面的，既有心理上的矛盾，也有身體上的痛苦，尤其是眼見大廈將傾而自己又無力回天的時候，或許“死諫”是唯一的解脫辦法。

電影《大決戰》里面陳布雷嘗試勸諫老蔣的橋段也并非完全杜撰，從他的日記來看，抗戰勝利以后老蔣越來越剛愎自用，根本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所以他的勸諫更是無濟于事。1948年11月13日，淮海戰役打響一周后，萬念俱灰的陳布雷在病情的折磨下，在南京寓所選擇服用安眠藥自殺，年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