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文帝為何不效仿？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建立了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央方面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皇帝制度，確立了皇權至高無上。地方上建立郡縣制度，郡縣長官由中央任命，有一定任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建立之后，一直隱含著兩組主要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或多或少想辦法解決這兩組矛盾。漢武帝時期，為了削弱相權，中央方面設立內外朝制度，將丞相權力一分為二。為了削弱地方權力，漢武帝頒布推恩令、附益之法、左官律，同時漢武帝還設立刺史制度。唐朝實行三省六部制度，將相權一分為三；為了控制地方，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道。宋朝為了削弱相權，設立樞密院分割軍權，設立三司使分割財權，設立參知政事分割政權，丞相權力進一步被削弱。趙匡胤為了接觸武將對皇權的威脅，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禁軍將領的權力。為了限制地方權力，宋朝以文官擔任地方行政長官，同時設立通判牽制知州、知府。地方各路，設立四個衙門分割地方權力，合稱為四司。四司分別為：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安撫使司。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也大力削弱相權，甚至將丞相廢除；地方上設立都指揮使司是軍事總機構，承宣布政使司是民政總機構，提刑按察使司是司法總機構。

我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大體歷程來看，中央權力不斷加強，地方權力不斷削弱；皇權不斷加強，相權不斷削弱。當然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這種趨勢也會偶爾有“逆轉”現象。元朝時期相權過重，就屬于漫長歷史長河中的“逆轉”現象。相權也不完全指宰相的權力，相權也可以指權臣的權力，也包括軍事將領。漢初分封制，西晉初年的分封等都是地方權力加強的“逆轉”現象。明朝初年，朱元璋大肆分封自己的子孫后代，也造成了諸侯王勢力過強，嚴重威脅到了中央集權。

古代歷史上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成功案例非常多，漢武帝的推恩令和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都成功地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是也有失敗的案例，建文帝削藩失敗，最終皇位也被朱棣奪取。

元朔二年，漢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議，頒布了“推恩令”。根據推恩令規定，諸侯王死后，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其他王子分割王國的其他土地，成為列侯，列侯則歸地方郡縣統轄。受推恩新成立的侯國的地位和一般縣相當。推恩令對王國和嫡長子來說沒有好處，但是對于其他王子來說則比較有利。于是出現了王公子弟紛紛“請求”推恩，出現了“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的局面；最終漢武帝實現“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政治目的。

推恩令推行之后，王國的力量大大削弱。漢初王國動輒數郡、幾十座城池的現象一去不復返，一般王國的轄區不過是數個縣而已，地位下降到和一般郡沒有什么區別。漢武帝為了配合推恩令，還有推行了左官律、附益之法、酎金律、六察法。諸侯國徹底失去了中央抗衡的能力，不少諸侯只是享受租稅的一般富戶而已。漢初郡國并行制的種種弊端，至此基本消除，中央權力大大加強。

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自己的手下推上皇帝寶座。黃袍加身的趙匡胤，建立宋王朝。五代十國不少政權更迭的方式，是掌握實權的軍事力將領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建立新王朝。趙匡胤自己也是通過這種方式建立新王朝，所以他自然擔心自己手下將領效仿。961年7月初9，趙匡胤以酒宴為借口邀請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禁軍禁軍將領喝酒。酒宴中，趙匡胤說出了自己的擔心，并為這些將領指明了方向。這些人自然愿意交權保命。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紛紛上表稱病，交出了兵權。趙匡胤給予這些“兄弟”高官厚祿，以及豐厚的待遇，但是再也沒有給予他們實權。

趙匡胤還進行軍事改革，設立樞密院掌管調兵權，三衙則只有統兵權；實行更戍法，將兵和將帥分離；將地方精銳部隊抽調至中央禁軍，削弱地方軍力；強干弱枝，軍隊一分為二，一部分駐守在中央、一部分駐守在地方。通過這樣的方式，徹底解決了地方節度使和禁軍將領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威脅，大大加強了皇權。

朱元璋通過分封子弟的辦法確實快速確立明朝在地方的統治，而且也起到了鞏固朱家天下的目的。但是也造成了地方諸侯王的勢力過強，諸侯王的整體實力并不比中央弱多少。朱元璋活著的時候，憑借著自己的能力與威望，這些諸侯王非常聽話。如果朱標即位的話，憑借著自己的能力和資歷也能鎮住自己的弟弟們。可是年輕的建文帝即位之后，沒有收拾局面的資歷和威望，能力也比不上朱棣。建文帝上臺之后，便在齊泰、黃子澄等人的建議下實行“削藩”政策。雖然削掉了一些弱小的諸侯王，卻一直沒能削動勢力最強大的幾個諸侯王。最終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并且最終奪取了皇位。

那么建文帝為什么不效仿漢武帝和宋太祖呢？齊泰、黃子澄等人都是依靠科舉登上仕途之人，他們自然對推恩令和“杯酒釋兵權”非常熟悉。他們沒有建議建文帝采用類似的辦法，一定有自己的考慮。我覺得建文帝不效仿他們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推恩令和“杯酒釋兵權”的順利推行都有一個大前提，皇帝的權力遠遠大于對方，皇帝的資歷和威望也遠遠大大于對方。漢武帝推行推恩令的時候，漢朝已經經歷過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以后，地方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基本上得到解決，地方諸侯王已經失去了和中央抗衡的能力。梁孝王去世之后，梁國也被肢解，地方諸侯王的勢力進一步衰落。漢武帝上臺之后，中央對于地方已經具備了絕對權威。漢武帝又經過一些列的政權，進一步加強了權力，軍事大權更是牢牢掌握在漢武帝手中。所有諸侯王都知道推恩令是一把軟刀子，但是如果不推恩的話自己又無法同中央抗衡，而且推恩令又從內部瓦解了諸侯王。大棒懸在頭上，內又出現了問題，諸侯王只能乖乖接受“推恩”。

趙匡胤解除禁軍將領兵權的時候，大部分兵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趙匡胤在軍中的資歷威望有絕非石守信等人可以比擬。趙匡胤身為皇帝，又占據了輿論上和法理上的優勢。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等于讓將領們自己選擇道路，要么乖乖交出兵權，要么被整死。禁軍將領交出兵權，既是丟舉報帥之舉，也是無奈之舉。

建文帝面臨的情況則完全不一樣。建文帝登基之后，各個諸侯王的權力非常強大。尤其北方諸侯王，由于抵抗蒙古和需要，掌握了大批精銳部隊和能征善戰善戰的將領。明朝中央的軍隊則缺少實戰經驗，而且優秀將領基本上被朱元璋屠殺殆盡。明朝中央對地方沒有絕對優勢，建文帝的軟刀子沒有硬刀子的支持，也很難起到應有的效果。即使建文帝頒布推恩令，各個諸侯王也會以各種方式推諉。即使建文帝舉辦鴻門宴，朱棣等人未必會赴約，赴約之后也一定會裝聾作啞。

推恩令和“杯酒釋兵權”看起來非常簡單，實際上這兩種措施實行起來非常麻煩。不僅實行的時候要有周密的計劃，還要想好應對措施，以及政策實施后的后繼步驟。漢武帝為了配合推恩令，還推行了左官律、附益之法、酎金律、六察法。趙匡胤為了配合“杯酒釋兵權”，還推行政治、軍事改革等措施。所有措施一環扣一環，其中任何一環出問題則有可能導致整個計劃失敗。建文帝之所以沒有采取這些措施，因為他和大臣們也沒有制定好周密的計劃，也沒有周密的善后處理。削藩相對于推恩令和“杯酒釋兵權”來說要簡單直接得多。推行削藩時，建文帝等人都沒有周密得計劃，更不說采用以上兩種辦法。

建文帝和手下的大臣整體上過于偏文氣。建文帝是一個相對軟弱而且沒有多經驗的年輕皇帝。齊泰、黃子澄則是學術型大臣，他們閱讀史書的能力自然非常強，但是實際操作能力卻相對較差。翦除同姓諸侯王，本來是一個非常困難和復雜之事，甚至需要幾代人才能解決的事情。但是學術型的皇帝和學術型的大臣，將削弱諸侯王之事想得過于簡單。所以他們在實際操作中才會出現計劃不足、執行急切等低級錯誤。削藩過程中，他們也始終沒有抓住重點，導致朱棣一再躲過屠刀。靖難之役中，建文帝更是下令只能活捉朱棣。由于建文帝君臣缺乏政治爭斗和軍事斗爭的經驗，他們將事情想得過于簡單，所以他們才會輕而易舉選擇簡單粗暴的削藩，而不是復雜的推恩令和“杯酒釋兵權”。

建文帝削藩政策失敗，最終在靖難之役敗給了朱棣。朱棣當皇帝后也注重防范諸侯王。朱棣采取的削弱政策明顯比建文帝更加有效果。朱棣采用相對溫和的辦法，逐漸將諸侯王的權力收回到了中央。此后，地方諸侯王再也難以和抗衡，更不會對中央皇位產生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