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曰隆中一語出自何處？

無聊的人提無聊的問題。習鑿齒《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習鑿齒是距離諸葛亮時代比較近的，又是襄陽人，離隆中不遠，應當實地探訪過諸葛亮的舊宅。他的記載和前人的《三國志》、《蜀記》相關(guān)記載一致，并且被后世的《裴松之注三國志》、《水經(jīng)注》、《資治通鑒》包括南陽歷代方志引用，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

權(quán)威機構(gòu)的認定，當然是社科院結(jié)論最權(quán)威了。先看看結(jié)論內(nèi)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專家論證會的結(jié)論意見

近年來，國內(nèi)有的報刊發(fā)表了一些關(guān)于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陽還是南陽的討論意見，并由此影響了國家有關(guān)職能部門的某些決策。這一情況，引起了史學界的關(guān)注。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聯(lián)合邀請北京地區(qū)各歷史研究機構(gòu)和高等院校史學專家共27人，舉行了諸葛亮躬耕地學術(shù)論證會。會上，大家一致認為：

一、歷代史籍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隆中是始終一致的；

二、東漢末年，南陽宛（今南陽市區(qū)）一帶戰(zhàn)亂頻仍，中原士人避亂荊州（襄陽）。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屬曹操的地盤。荊州是劉表治所。諸葛亮的叔父同劉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荊州（襄陽），而絕不可能住在宛縣（今南陽市區(qū)）；

三、諸葛亮在襄陽結(jié)交了眾多的名士師友，他的親戚全都住在襄陽。諸葛亮的親友中，沒有一人住在南陽宛縣；

四、元代以前，今南陽市區(qū)沒有任何有關(guān)諸葛亮隱居的文獻記載和文物古跡。元代以后，今南陽臥龍岡才出現(xiàn)了武侯祠紀念性建筑；

五、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在古今中外史學界，是一個沒有任何疑義的問題。所有有關(guān)三國史的論著，均認定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城西20里之隆中。在國務(wù)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的文件中，亦明確指出襄陽為“隆中諸葛亮故居”，而南陽則為“武侯祠”，這對兩處名勝地的內(nèi)涵作了科學的表述。

鑒于以上理由，論證會一致認定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而決不可能在今南陽市區(qū)臥龍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社科院為什么專門就躬耕地做結(jié)論，因為某地無恥學者在沒有任何史書記載諸葛亮到過宛城，無任何史書記載躬耕臥龍崗的情況下，憑個人意淫，強拉硬扯，要把諸葛亮拉倒南陽臥龍崗去躬耕。他們不負責任的言論已影響到國家相關(guān)職能部門的決策，所以社科院邀請專家，經(jīng)過兩年多認真查閱，給出此結(jié)論。可惜某地年輕人沉迷謠言不自知，還在拼命為躬耕臥龍崗背書，簡直拉低南陽形象！

看清楚，這個結(jié)論出臺時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南陽臥龍崗說最為猖獗的時期。因為改革開放大潮初起，旅游經(jīng)濟方興之初，某地被金錢利益沖昏頭腦。全面否認南陽歷代方志記載和七十年代南陽官方認可（南陽宣傳部出的《諸葛亮小傳》為證），否定原臥龍崗景區(qū)門票上簡介。請了幾個喪失文人氣節(jié)的所謂“磚家”，在各大媒體肆意撰文，妄圖顛覆史書記載。特別是石小生這個貨色，隨意編造幾十篇文章，（直接拿臥龍崗證據(jù)的沒有一個，因為他知道臥龍崗說的死穴，拿不出來）。就是他們的胡作非為，影響到郵政總局的郵票發(fā)行。所以，社科院召集專家，歷時兩年多，做出以上結(jié)論。

看看南陽人在搶奪躬耕地時所用手段：

1、意淫“宛，中隆”（本意是“山中央高”）說臥龍崗才是真真的古隆中。

2、南陽說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張曉剛撰文考證“天子命我，于沔之陽.....”時，直接把劉弘304年駐襄陽篡改成304年駐節(jié)宛城（赤裸裸的篡改）

3、杜撰了：《晉書 習鑿齒傳》中有此文字記載:“齒好著述,而文辭散亂,矛盾相沖。其書意可觀者,皆父兄所代,文體混漫,羞澀難解者,齒之撰也。”（赤裸裸的造謠誣陷，晉書中全是對習鑿齒的稱贊，無任何貶低之詞）

4、直接把社科院關(guān)于諸葛亮躬耕地的結(jié)論第一條說成：歷史文獻關(guān)于臥龍崗躬耕地的結(jié)論向來一致。恰恰相反結(jié)論說躬耕地就是襄陽隆中。

5、把譚其驤的“諸葛亮躬耕于今襄陽隆中”結(jié)論直接在報紙上篡改成譚其驤說“諸葛亮躬耕于今南陽市”，直接顛倒黑白，造成了香港容若先生錯批譚其驤。

6、造謠襄陽五上北京，搞定教科書事件。教科書事關(guān)教育大計，不以史書為依據(jù)，還以南陽臥龍崗的傳說為依據(jù)？

7、造謠歐廟遺址是東漢襄陽城。毫無根據(jù)的空穴來風，也無引用任何資料。只一句話就把襄陽城換個地兒。難道別人不知道，襄陽因位于襄水（今南渠）之陽而得名？還有無知的貨色說東晉才有的北津壘，知道楚（秦統(tǒng)一六國之前）之北津戍是比東漢早多了嗎？

8、杜撰臥龍崗最早由黃權(quán)建祠。我們看看真相，《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中發(fā)現(xiàn)這樣一段文字：“侯初亡，所在求為立廟，不聽，百姓遂因時節(jié)私祭之于道陌上，后為立廟沔南。事見三國志通鑒。蜀亡，故將如黃權(quán)等先已在宛，其他族當多相依，故南陽有侯祠所謂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類。”意圖以此證明武侯祠是黃權(quán)最早建立的，這段歷史無任何史書記載，且晚了諸葛亮時代1000多年，可信度本來就不高。加上之前飄逸的歷史網(wǎng)友已指出“這句話并不是《明嘉靖南陽府志》的正文內(nèi)容，而是民國三十一年為《明嘉靖南陽府志》作的校注內(nèi)容，也就是說這是一份近現(xiàn)代民國時期資料，而且在明清兩代的南陽府志中都沒有發(fā)現(xiàn)類似的記載。”（http://mini.eastday.com/a/171009121845505.html有圖有真相）。還有蜀亡之前黃權(quán)已死。這段文字內(nèi)容就是假的。

9、對孫筱祥的《古隆中諸葛亮草廬及自然村模擬規(guī)劃設(shè)計構(gòu)想》一文進行掐頭去尾的引用，把第一段肯定諸葛亮躬耕隆中的描述刪除，當做證明自己主張的例證。

下面是孫筱祥的《古隆中諸葛亮草廬及自然村模擬規(guī)劃設(shè)計構(gòu)想》的原文開頭

再看看南陽人篡改后的引用截圖

兩項一對比，就看出某地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10、造謠襄陽隆中是阿頭山改名而來，卻不拿任何證據(jù)。實際上史籍記載阿頭山最少距離隆中10里以上。

。。。。

其實在元明清時代，大部分南陽地方志、碑刻都認為臥龍崗“據(jù)傳”躬耕地，只能當個傳說，顯然不是正史，臥龍崗武侯祠主要是紀念功能，就從上世紀90年代起，南陽部分無良文人喪失文人氣節(jié)編撰史籍，造謠惑眾。在天涯網(wǎng)上和襄陽網(wǎng)友展開強烈的辯論，在襄陽方強大的證據(jù)面前，這些謠言一個個 被粉碎，這些始作俑者一敗涂地，但他們這些編造的謊言還在網(wǎng)上流傳，繼續(xù)在荼毒南陽人，因為余毒未清，部分南陽憤青不辨真?zhèn)危俅卧陬^條上興風作浪，意圖為“臥龍崗躬耕地”爭取名分，套用南陽方的話“歷史不是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這些不實事求是的行為顯然不利于南陽名聲和地方發(fā)展，也是無用功。

再看看史學家朱大渭的關(guān)于躬耕地的文章

諸葛亮躬耕地析疑 作者：朱大渭

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策”，因其對后來建立蜀國和三國鼎立局勢的準確預見，被譽為千古佳話。但關(guān)于“隆中對策”的地址，即諸葛亮躬耕地問題，論者頗有爭議。一說在南陽鄧縣隆中，一說在南陽郡治宛縣。（1）最近在發(fā)行三國系列郵票的實際工作中，即產(chǎn)生了這一爭議。實際上，諸葛亮躬耕地不僅牽涉到三國系列郵票的發(fā)行，從史學和人物評論的角度看，他10年躬耕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交往，對其青年時代的成長和后來的軍政業(yè)績以及劉備能夠請其出山建立蜀國等等，都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如果聯(lián)系這些問題作全面的考察，是很有意義的。

(一)諸葛亮躬耕地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我認為前者論據(jù)充分，符合歷史真實；后者實據(jù)不足，難以成立。關(guān)于諸葛亮躬耕南陽鄧縣隆中，在他死后300余年內(nèi)最為可靠的重要資料就多至七條。

第一，《晉書》卷八八《孝友·李密傳》說：西晉劉弘鎮(zhèn)襄陽，密子興(又名安)“在(劉)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唐修《晉書》此條資料應根據(jù)最早的王銓王隱父子所著《晉書》)。

第二，王隱《蜀記》記此事最詳。他說：“晉永興(304—306)中，鎮(zhèn)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xiāng)”。(2)

第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說：“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日隆中。”（3）

第四，《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記載，他從滎陽太守任上回襄陽后，給桓溫弟秘信中說：“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風雛之聲；……遺事猶存，星列滿目”。又說：“若向八君子者(此信共追思八人)，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

第五，酈道元《水經(jīng)注》卷二九《沔水又東逕隆中》條云：“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應為和季)之鎮(zhèn)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又《沔水東逕樂山北》條云：“昔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所登游，故俗以樂山為名。”

第六，劉宋盛弘之《荊州記》說：隆中“(孔明)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云是孔明避水(暑)臺。……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為宅銘。今宅院見在”。（4）

第七，蕭梁鮑至《南雍州記》載：“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5） 上述七條資料，盡管出自五人之手，時間也有先后，但它們明確指出，諸葛亮躬耕地只有一處，即南陽鄧縣隆中，而無任何疑點。李興的《碣文》約423字，全文載王隱《蜀記》。（6）習鑿齒的《宅銘》約80字，載《藝文類聚·居處部·宅舍》、《初學記·居處部·宅》。他給桓秘的信，節(jié)錄256字，載《晉書》本傳。王隱既然在釣蜀記》中全文轉(zhuǎn)載李興的《碣文》，他在撰寫《晉書》卷八八《李密傳》時，必然會提及此事。私家撰寫《晉書》雖多，而王隱《晉書》寫作時間較早，開始于東晉之初(318—321)，完成于東晉庾亮為荊州刺史時(334—340)，并上呈晉廷。故現(xiàn)存正史《晉書》卷八《李密傳》中關(guān)于李興寫諸葛亮《文》的記載，當從王隱《晉書》或《蜀記》而來。習鑿齒所處的時代，稍晚于王隱，他所撰的《漢晉春秋》、《宅銘》以及給桓秘的信，所記諸葛亮隆中故居，既是在家鄉(xiāng)的耳聞目睹，又必然參閱了王隱的《晉書》和《蜀記》的資料。《水經(jīng)注》作者酈道元經(jīng)過實地考察，所以沔水經(jīng)樂山北、隆中流向極為準確。所記李安作《宅銘》，無疑從《蜀記》而來，因所引前三句與《蜀記》碣文無異。關(guān)于習鑿齒所寫《宅銘》，顯然酈道元必定親見《宅銘》文字，才可能有具體的年號和年數(shù)記載。《荊州記》和《南雍州記》所載，既參閱了前代人的資料，又增加了一些景物。可見上述各條資料，互相關(guān)聯(lián)依存，彼此印證可靠，形成完整的一體，要否定其中任何一條，都必然牽涉其他六條，因而諸葛亮躬耕南陽鄧縣隆中的結(jié)論，乃是無法動搖的。

我們應當注意，前面所分析的最重要的前五條史料，是以王隱和習鑿齒兩人的著作為核心。王隱父王銓為魏晉時人，略晚于諸葛亮。他“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7）王銓搜集《晉書》資料時，離三國時間最近。據(jù)證實，王銓約生于魏嘉平五年(253年)，約卒于西晉元康五年(295年)，年約43。（8）王銓弱冠醒世時，也即搜集整理材料時，離諸葛亮躬耕隆中只不過66年，離諸葛亮死只有39年。所以他留給王隱的“遺業(yè)”，即《晉書》和《蜀記》資料或部分稿本，更具有權(quán)威性。王隱為西晉末東晉初人，“博學多聞，受父遺業(yè)，西都舊事多所諳究”。（9）東晉元帝建國之初，即太興(318—321)初年，便召王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所以王隱《晉書》開始時實為官修正史。當時另一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預為余姚大姓)，不知中朝事，數(shù)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10）據(jù)此，知王隱父子皆為史學名家，實際上《晉書》和《蜀記》應為其父子兩人共同寫成。習鑿齒為襄陽人，襄陽離鄧縣隆中只有20里。他所活動的時代，離諸葛亮躬耕隆中，用他自己的話說，也是“相去之不遠”。關(guān)于鄧縣隆中諸葛亮故宅，他除參閱王隱《晉書》、《蜀記》外，必定親自目睹及聽故老傳聞。習氏本人“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深為時人所器重。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轉(zhuǎn)西曹主簿，后遷別駕。溫常征伐，以“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11）桓溫對其“親遇隆密”，曾褒獎?wù)f：“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12）具有一流軍政才能的桓溫，對習氏如此推崇，其才學人品素質(zhì)，便可想而知。習氏所撰《漢晉春秋》，起自漢光武帝，終于晉愍帝，凡54卷。從其臨終上疏和《三國志》、《后漢書》注引內(nèi)容看，該書尊蜀漢為正統(tǒng)的史觀雖未必可取，其敘述漢晉間約290年歷史，體例統(tǒng)一，史實完整，確為一部謹嚴的史著。（13）主張“南陽宛縣說”者，貶《漢晉春秋》“實際是一篇雜文”，乃是帶常識性的錯誤。像習鑿齒這樣一位嚴肅而著名的學者和史家，記述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乃其家鄉(xiāng)近代史事。再聯(lián)系離諸葛亮躬耕時間更近的史學名家王隱父子的記載，以及酈道元參考他們的資料，又經(jīng)過實地考察，再次追述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的史實，可謂證據(jù)確鑿充分。毋庸置疑。

(二)東漢末鄧縣隆中在政區(qū)上雖屬南陽管轄，但為其邊遠地區(qū)，中間又隔著一條大江沔水，因而同郡治宛縣的隸屬關(guān)系不緊。由于鄧縣隆中離襄陽很近，在當時割據(jù)勢力紛爭中，它一直在劉表割據(jù)勢力范圍之內(nèi)。因此，我們再進一步從荊州治所襄陽和南陽郡治宛縣所處的地理政治軍事形勢，以及諸葛亮所結(jié)交的親友來考察。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劉表任荊州刺史，把州治移至襄陽，并平定了當?shù)氐膽?zhàn)亂。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的17年中，劉表所控制的以襄陽為政治軍事中心的荊州地區(qū)，“地方數(shù)千里，帶甲十余萬”，（14）政治形勢穩(wěn)定，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人民生活安定。（15）而且襄陽“跨連荊豫，控扼南北，三國以來，嘗為天下重地”。（16）這里東西南北水陸交通都極為便利，被稱為“水陸之沖”。（17）陸路由襄陽往北，經(jīng)新野、南陽宛城，北至京都洛陽；往南經(jīng)江陵、長沙可達廣、交二州，這是一條貫通南北的主要通道。從水路來說，發(fā)源于陜西漢中地區(qū)的沔水，流經(jīng)襄陽、樊城，成為陜、鄂間的主要交通動脈。由襄陽沿沔水南下可達夏口，沿江東下直達揚州，溯江西上可達益、梁二州。由于襄陽政治經(jīng)濟形勢穩(wěn)定，交通方便，從而成為當時各地文人學士的避亂場所。加之劉表“起立學校，博求儒術(shù)”；“愛民養(yǎng)士，從容自保”。（18）史稱“關(guān)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shù)。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19）王粲《荊州文學記》說：“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自遠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他還對曹操說：“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nèi)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20）王粲本人就是初平四年(193年)，由長安逃到荊州的。鄧縣隆中既離襄陽很近，又在沔水之南，地處劉表政治勢力統(tǒng)治的比較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范圍之內(nèi)。

南陽宛縣的地理環(huán)境和政治形勢，恰好與襄陽地區(qū)相反。南陽郡本為東漢帝鄉(xiāng)，人口眾多，經(jīng)濟發(fā)達。當董卓之亂發(fā)生后，司空袁逢之子袁術(shù)南下占領(lǐng)了南陽郡。東漢南陽人口最多時有240余萬。袁術(shù)“在南陽，戶口尚數(shù)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略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21）史載：“南陽戶口數(shù)百萬，而術(shù)奢淫肆欲，征斂無度，百姓苦之。”（22）因而袁術(shù)占領(lǐng)南陽時期，該地經(jīng)濟遭到嚴重破壞，其政治統(tǒng)治不穩(wěn)。同時，南陽宛縣往東北方向離許昌很近，曹操為了鞏固后方，勢所必爭。從南陽宛縣南下又威脅襄陽，所以劉表也在暗中窺測。袁術(shù)在南陽處于曹、劉兩種勢力夾擊的地位。初平二年(191年)冬，袁術(shù)曾派兵欲襲奪荊州，為劉表軍所敗。初平四年(193年)正月，劉表主動向北進軍，袁術(shù)退駐陳留郡，為曹操追擊，敗退至九江。從初平四年冬到建安元年(196年)大約三年內(nèi)，劉表曾一度控制南陽郡。建安元年(196年)冬，東漢驃騎將軍張濟自關(guān)中率兵入荊州界，攻南陽郡穰縣，為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張繡代領(lǐng)其眾，占領(lǐng)南陽宛縣。張繡雖然表面上聯(lián)合劉表，實為獨立割據(jù)勢力。所以從建安元年冬開始，南陽宛縣實際上為張繡的勢力范圍。（23）

張繡占領(lǐng)南陽后，對曹操的許昌形成威脅。隨即，從建安二年(197年)春正月到建安三年(198年)春三月，曹操連續(xù)三次征討張繡，雙方激戰(zhàn)于南陽宛縣和穰縣一帶。（24）建安三年四月，曹操圍張繡軍于穰縣時，聞袁紹欲攻許昌，遂解圍北上。建安四年(199年)九月，曹操派軍守官渡，預作與袁紹軍決戰(zhàn)的準備。此時，袁紹派人與張繡結(jié)好，欲借以牽制曹軍。張繡從謀士賈詡議，率眾降曹操。從此，南陽郡東北部地區(qū)(包括宛縣)，成為曹操的勢力范圍。建安七年(202年)，劉表曾遣劉備北侵，兵至宛縣東北葉縣，曹操遣夏侯敦、于禁等之。雙方戰(zhàn)于南陽宛城東北的博望縣。（25）劉備燒屯退兵新野，后屯駐樊城。以后劉表再也不曾派兵北上，南陽郡西南部(包括鄧縣)為劉表所據(jù)，其東北部則為曹操所占領(lǐng)。諸葛亮叔父玄于興平二年(195年)冬在豫章太守任上，漢廷遣朱皓代玄，雙方兵戎相見。玄被朱皓戰(zhàn)敗后，退守西城。史稱“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26）他攜家?guī)Э冢氜D(zhuǎn)流離，大約于建安二年(197年)依附劉表。（27）此時，南陽宛縣既非劉表轄地，又為曹操、張繡長年激戰(zhàn)爭奪地區(qū)。諸葛玄自應去好友劉表所統(tǒng)轄的政治環(huán)境安定、文人學士云集的襄陽，而絕不會去兵荒馬亂又無所依靠的南陽宛縣。建安四年(199年)以后，諸葛亮更不會去劉表敵對勢力曹操管轄的南陽宛縣躬耕。同時，襄陽四通八達，聚集著眾多的學士名流，對全國各地的政治軍事信息靈通，這給諸葛亮交游士林，尋師訪友，增益學問，討論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諸葛亮十年躬耕時期結(jié)交的眾多親友，如徐庶、崔州平、石廣元、龐統(tǒng)、馬良，以及長輩司馬徽、龐德公、黃承彥等人，他們或是襄陽人，或在襄陽地區(qū)活動。這些人與諸葛亮同輩的是其學友，常切磋學問，議論時事，關(guān)系極為密切。（28）長輩便是他的師長，諸葛亮常親自登門跪拜求教。（29）這些師友中，如徐庶、龐統(tǒng)、司馬徽、龐德公都是當時襄陽才高識廣的著名人物。徐庶“聽習經(jīng)業(yè)，義理精熟”。（30）龐統(tǒng)被稱為“南州士之冠冕”。（31）司馬徽是東漢末著名的古文經(jīng)學家，在襄陽招收弟子講學，尹默、劉廙、李撰、向朗、龐統(tǒng)、諸葛亮等人都曾是他的學生。（32）龐德公名高一時，荊州牧劉表曾多次登門請他輔佐，都遭到拒絕。（33）他們的幫助和教誨，對諸葛亮從17歲到27歲政治思想成長成熟的關(guān)鍵時期，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從蜀國建國綱領(lǐng)《隆中對》的完整提出，充分證明了諸葛亮在隆中的10年學習研究，以及向師友求教，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已完全成熟并為他后來的事業(yè)從思想理論上奠定了基礎(chǔ)。諸葛亮在后來治理蜀國時，還親切地回憶當年躬耕時友人的啟誨說：“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見啟誨。”（34）可見他們之間交情深厚，相互幫助，使諸葛亮受益匪淺。不僅如此，諸葛亮大姐嫁襄陽大族蒯祺為婦，小姐嫁龐德之子山民，他本人娶劉表內(nèi)親襄陽名士黃承彥之女為妻。劉表親信襄陽大姓蔡瑁一姊為劉表“后婦”，一姊嫁黃承彥，所以劉表實為諸葛亮的姨父。（35）而且劉表長子劉琦曾多次請諸葛亮為其“謀自安之策”，以及吳國晚期丞相襄陽張悌兒時曾為諸葛亮贊譽，可知諸葛亮躬耕期間同當?shù)卣绾痛笞迦宋锍Ｓ薪佑|。（36）諸葛亮在十年躬耕時期，已同襄陽地區(qū)的劉表割據(jù)勢力，以及地方豪族和名士，結(jié)成一種超過師友情誼的親緣關(guān)系。他的這種親戚和師友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guān)系，只有長期在鄧縣隆中躬耕，離劉表荊州治所襄陽很近，才有可能形成。因為宛縣距離襄陽120公里，合今240華里之遙，加上古代交通極不方便，步行大約要三天，往返需要六天。況且，南陽至襄陽的通道，常為兵亂所阻，難于通行。假如諸葛亮在南陽宛縣躬耕，上述社會關(guān)系豈能建立。而且，劉備建安七年(202年)以后退屯新野、樊城，只有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兩處相距不遠，在摯友徐庶的推薦下，建安十二年(207年)十一月，劉備才有可能“三顧茅廬”，請諸葛亮輔佐他，從而經(jīng)過14年的斗爭，使劉備建立了蜀國. 試想，諸葛亮是三國時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倘若他在南陽宛縣躬耕10年，魏晉至元初1000余年，不留一點遺跡，也不見有片言只語的記述，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三)關(guān)于主張“諸葛亮躬耕南陽宛縣說”的文章，主要有三條所謂“依據(jù)”，經(jīng)過仔細考辨，實際上無一條能夠成立。

第一，諸葛亮《前出師表》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他們認為秦代劃分南陽和南郡的邊界是以沔水為界，而沔水之南的隆中，不屬于鄧縣，所以“躬耕于南陽”，指的是宛縣(37)。他們還舉出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漢代部分，隆中屬于南郡。（38）我們認為，首先不能把兩郡邊界以沔水為界絕對化，何況秦建制離東漢末已400余年，邊界變化較大。東漢時，實際上南陽和南郡已開始突破沔水界限，如南陽郡之武當、筑陽、山都三縣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證。（39）隆中是個小地名，在地理志中不可能找到它到底屬南陽鄧縣或南郡襄陽縣。習鑿齒在寫《漢晉春秋》時，似乎已經(jīng)注意這個問題，由于他是當?shù)厝耍质鞘穼W名家，對100多年前家鄉(xiāng)的地理沿革，無疑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特別明確肯定地指出：“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日隆中。”習氏所言南陽鄧縣隆中，是從行政管轄上講的，正好解釋了“躬耕于南陽”的疑竇。因為當時人談籍貫或所處地區(qū)，可不講縣以下小地名，而以郡名代之這類事例在魏晉史籍中常見。至于“襄陽城西二十里”句，則是從隆中所處地理方位上講的，因為當時襄陽城已為襄陽名郡治所。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襄州·襄陽縣》條說：“萬山，一名漢皋山，在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日：‘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這條資料十分重要，它更加具體地說明，自古以來襄陽縣西邊地界短促，其與鄧縣分界線，在襄陽城西11里的萬山，諸葛亮躬耕的隆中不僅在鄧縣境內(nèi)，而且距離該縣分界處還有九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集漢、魏、六朝各家地記，又采《水經(jīng)注》及《括地志》，旨在“審戶口之豐耗，辨州城之疆理”，歷來被譽為是一部地理名著。點校家“通過查證，認為此志最可依據(jù)”。（40）它講鄧縣和襄陽縣邊界的沿革，恰好似在給《漢晉春秋》諸葛亮躬耕鄧縣隆中條作注釋，從而更增強其可靠性。試問，我們應當相信離諸葛亮躬耕時間較近的李興《碣文》及習氏《宅銘》和《漢晉春秋》的明確記載呢，還是相信400多年以前的秦代南陽和南郡邊界的籠統(tǒng)劃分為依據(jù)的推論呢?如果不帶任何偏見的話，無疑只能是相信前者。關(guān)于《中國歷史地圖集》隆中屬南郡，那是1975年舊版的東漢南郡轄區(qū)。但該地圖集1985年新版，在第三冊的三國部分已改正了舊版的錯誤，將隆中劃歸南陽鄧縣，而且鄧縣還包括沔水以南小部分。（41）這同《漢晉春秋》和《元和郡縣圖志》完全相吻合。作者已改正了舊版南郡對隆中的錯誤轄區(qū)，主張“南陽宛縣說”者卻仍征引舊版南郡對隆中的管轄，說穿了無非是想使自己的論點多湊一條依據(jù)，這種學風是極不嚴肅的。

第二，主張“宛縣說”者，還有一條所謂“過硬”的材料，即李興所撰《碣文》中，開頭便說“天子命我于沔之陽”，古人以山南水北稱陽，那么諸葛亮躬耕地應在沔水之北。（42）這是不明史實真相，對李興《碣文》的曲解。其實，《碣文》第一句乃是講劉弘奉詔于南陽鎮(zhèn)壓張昌起義。西晉太安二年(303年)五月，張昌起義發(fā)生，“江沔間一時焱起……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三萬”。（43）當時鎮(zhèn)南將軍新野王司馬歆鎮(zhèn)襄陽，向朝廷告急。晉廷派劉弘為荊州刺史，與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領(lǐng)兵至南陽宛縣。張昌親自揮師北上，在樊城一戰(zhàn)，擊斃鎮(zhèn)南將軍司馬歆。晉廷詔弘代歆為鎮(zhèn)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同年六月，劉弘以長史陶侃等率大軍進據(jù)襄陽。張昌則避開陶侃大軍，徑直北上圍劉弘于南陽宛城，敗趙驤，殺羊伊，劉弘敗退梁縣(屬豫州汝南郡，與南陽接界處)。張昌義軍回軍進攻襄陽不克。七月，張昌退回江夏郡。劉弘帶兵擊殺范陽王硫所派荊州刺史張奕后，正式領(lǐng)荊州刺史，進駐襄陽。接著，陶侃大敗張昌軍，前后斬首數(shù)萬級，昌逃入長沙下雋山。次年(永興元年，304年)正月，益州刺史羅尚為李雄義軍所敗，遣別駕李興詣鎮(zhèn)南將軍劉弘求糧，“(弘)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44）。李興去荊州求糧的時間，《蜀記》為永興中。永興只有三年，據(jù)《通鑒》考訂為永興元年(304年)，完全符合史實。（45）李興本為蜀人，因公事去襄陽趁機觀看前蜀相諸葛亮故宅，以示緬懷。劉弘忠于晉室，也是“奉命于危難之間”，撫今思昔，追念諸葛亮之為人，與李興同往，并命興為《碣文》，應為情理中事。李興所撰《碣文》第一句為全文序句，講劉弘受詔為荊州刺史以鎮(zhèn)壓張昌起義，為義軍所阻于南陽，而且開始為義軍所敗，部屬死傷甚眾。接著，“聽鼓鼙而永思”到“軾諸葛之故鄉(xiāng)”，是講陶侃等擊敗張昌義軍后，劉弘鎮(zhèn)守襄陽，在平息戰(zhàn)亂之余，要發(fā)揚諸葛亮的“遺光”，徹底平息戰(zhàn)亂，把國家治理好。這是劉弘與李興觀諸葛亮故宅，以及撰寫《碣文》的主旨。所以下文用較長篇幅寫諸葛亮的功業(yè)。最后又回到諸葛亮的故宅：“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guī)廓。……今我來思，覿爾故墟。”（46）文中“故鄉(xiāng)”、“此宅”、“故墟”，均指諸葛亮隆中故居。這樣，《碣文》從頭到尾，意明理愜。如果說，“沔之陽”指諸葛亮故宅在沔水之北，那么“天子命我”如何解釋呢?難道當北方劉淵已起兵，西南李特、李雄起義如火如荼，特別是長江中游的張昌義軍向北挺進，京都洛陽震動，晉惠帝還有閑情逸致，專門下詔命劉弘去拜謁諸葛亮故居，豈非天大的笑話。

第三，《水經(jīng)注》卷二九《沔水注》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指諸葛亮)宅銘焉”。主張“宛縣說”者提出，西晉只有惠帝司馬衷在位有永平年號，但當年即改元元康，所以永平五年應為元康五年(295年)，上溯60年為魏明帝曹睿青龍三年(235年)，這時“李安(又名李興)的父親李密才14歲，李安是李密的第二個兒子，這時還未出生，怎么會寫《孔明宅銘》呢”。（47）這是有意把時間攪亂，企圖達到否定李興《碣文》和習氏《宅銘》的目的。但這是徒勞的。因為李興寫《碣文》的時間，前述在永興元年(304年)，準確無誤。再過60年左右，只有升平(357—361年)和太和(366—370年)兩個年號有五年。從升平至太和時，習鑿齒恰好在桓溫荊州府任職。也就是說，李興為文后50余年至60余年，習氏均在荊州。他一直反對桓溫篡晉，作《漢晉春秋》尊蜀漢為正統(tǒng)，追思諸葛亮忠于蜀漢而作《宅銘》，以抒發(fā)情懷，符合其心志。習氏若在升平五年(361年)作《宅銘》，則在李興作《碣文》后58年，離60年差二年；若是在太和五年(370年)作《宅銘》，則在李興寫《碣文》后66年，正合“六十余年”。《水經(jīng)注》在北宋以前，靠抄寫流傳，在傳抄中經(jīng)注文混雜，錯行錯頁，甚至某些篇殘缺不全，年號和年數(shù)尤多錯訛，本不足為怪。李興和習鑿齒所寫《碣文》和《宅銘》尚存，白紙黑字，豈能否定。至于習氏《宅銘》寫于何年，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qū)憽墩憽返哪晏柣蚰陻?shù)有誤，便將寫銘文的事實也加以抹煞。當我通讀“南陽宛縣說”的文章后，總覺得其中多雜有感情用事，從而對許多重要史料，或輕率地予以否定，或隨心所欲，憑臆妄解，至于帶常識性的錯誤，俯拾皆是。這種不嚴謹?shù)膶W風，應是史家所不取的。

綜上所述，從魏晉時的文獻記載，當時所存遺物，襄陽和南陽的政治軍事地理條件，諸葛亮在躬耕時所形成的各種社會關(guān)系，以及他政治思想形成的過程，作全面的考察，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南陽鄧縣隆中，即今襄樊市隆中，絕不可能在南陽宛縣。如果他不是在離襄陽很近的鄧縣隆中躬耕，便不能得到襄陽地區(qū)那么一批出類拔萃的師友的教誨幫助，以及對當時全國形勢全面透徹的了解，從而也就很難產(chǎn)生《隆中對》中的政略戰(zhàn)略思想，而且也沒有機緣同劉備見面，至于輔佐他建立蜀國，也將不可能成為事實。

應當指出，作為諸葛亮躬耕的準確地點，必須辨析清楚，使其符合歷史真實，這屬于歷史科學的范疇。但作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襄樊和南陽兩地武侯祠和文物，都是中華大地上聞名遐邇的文化遺產(chǎn)和游覽勝地，都應當充分發(fā)揮其弘揚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作用。如重此輕彼，或互爭高下，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妥當?shù)摹?/p>

注釋：

（1）前說以丁寶齋《‘三顧茅廬，’發(fā)生在襄陽隆中》（《集郵》1989年4期），唐明禮《“諸葛亮隱居南陽說”質(zhì)疑》（《南都學壇》1998年1期）為代表；后說以李兆鈞等〈諸葛亮躬耕地質(zhì)疑》（《中州今古》1988年4期），張福增等《諸葛亮受“三顧”處答或人問》(南陽《活動月報》1988年6月)為代表。

（2）《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

（3）《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

（4）《太平御覽》卷一七七《居處部》五。

（5）《太平御覽》卷一七七《居處部》五。

（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

（7）《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8）參閱曹書杰《王隱家世及其晉書》，載《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9）《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10）《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11）（《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12）《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13）《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14）《三國志·魏書》卷六《劉表傳》。

（15）《三國志·魏書》卷六《劉表傳》裴注引《搜神記》。

（16）《讀史方輿紀要》卷七九《襄陽》條，中華書局1955年版。

（17）《晉書》卷一《宣帝紀》。

（18）《后漢書》卷七四下《劉表傳》。

（19）《后漢書》卷七四下《劉表傳》。

（20）《三國志·魏書》卷二一《王粲傳》。

（21）《后漢書》卷七五《袁術(shù)傳》。

（22）《三國志·魏書》卷六《袁術(shù)傳》。

（23）《三國志·魏書》卷八《張繡傳》。

（24）《資治通鑒》卷六二《漢紀》獻帝建安二年至三年。

（25）《三國志·蜀書》卷二《劉備傳》。

（2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

（27）《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獻帝春秋》載：“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陳壽不采此說。他治史謹嚴，當另有實據(jù)。玄可能于建安二年西城民反后去荊州依劉表。

（28）《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

（29）《三國志·蜀書》卷七《龐統(tǒng)傳》裴注引《襄陽記》。

（30）《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

（31）《三國志·蜀書》卷七《龐統(tǒng)傳》。

（32）《三國志·蜀書》卷一二《尹默傳》、卷一二《李誤傳》、卷一一《向朗傳》裴注引《襄陽記》、《三國志·魏書》卷二一《劉寡傳》。

（33）《后漢書》卷八三《龐公傳》裴注引《襄陽記》。

（34）《三國志·蜀書》卷九《董和傳》。

（35）參考黃惠賢《校補襄陽耆舊記》卷一《人物·蔡瑁》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三國志·吳書》卷三《三嗣主傳》。

（37）張福增等《諸葛亮受“三顧”處答或人問》，載南陽《活動月報》1985年6月。

（38）張曉剛等《“三顧茅廬”不發(fā)生在襄陽隆中》，載《集郵》1989年第lO期。 ：

（39）《續(xù)漢書》卷三二《郡國四·南陽郡》，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魏·荊州》，中國地圖學社1975年版。

（40）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前言》，中華書局1983年版

（41）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地圖出版社1985年新版。《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新版東漢部分雖仍沿舊，譚先生在有關(guān)學術(shù)座談會上表示，再版時將予以改正。

（42）張曉剛等《“三顧茅廬”不發(fā)生在襄陽隆中》，載《集郵》1989年第lO期。

（43）《晉書》卷一OO《張昌傳》。

（44）《晉書》卷六六《劉弘傳》。

（45）《資治通鑒》卷八五《晉紀》惠帝永興元年。參考《晉書》卷四《惠帝紀》、《晉書》卷六六《劉弘傳》、《晉書》卷一二一《李雄載記》；《魏書》卷九六《賚李雄傳》。

（46）《三國志·蜀書》卷五《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

（47）張福增等《諸葛亮受“三顧”處答或人間》，載南陽《活動月報》198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