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在一提及佐爾格，大家想到的都是“紅色間諜”、為了蘇聯犧牲等等。但實際上，從他被捕到被日本人送上絞架，蘇聯官方對這位功臣竟然毫無反應，導致，佐爾格不能以蘇聯情報人員的身份用于國際間諜交換，生還的機會被直接斷送。

佐爾格就義后，因為他的德國公民、納粹黨黨員的身份，還被蘇聯國內定義成了“納粹間諜”。佐爾格留在莫斯科的妻子卡佳，為此被扣上了“反革命間諜家屬”的帽子，扔進了勞改營，1943年慘死于西伯利亞的荒原之上。甚至在二戰結束后的多年，蘇聯方面還堅持否認佐爾格為蘇聯服務的事實，不承認他紅色諜報人員的身份。

直到1964年，民主德國舉行了佐爾格的紀念儀式，給佐爾格正名。同年11月5日，蘇聯政府終于承認了佐爾格的蘇聯共產黨身份，肯定了他為蘇聯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追授其為蘇聯英雄，授予列寧勛章。

查德·佐爾格作為一個具有俄羅斯血統的德國人，既是公開的納粹黨黨員，也是秘密的蘇聯共產黨員，還是個情場老手，婦女們也非常容易為他傾倒。

1895年，佐爾格生于俄國高加索巴庫油田的一個石油家屬院內。父親阿道夫·佐爾格是德國石油鉆探設備專家，母親尼娜·科別列娃是純正的俄國人。佐爾格3歲時，全家遷往德國，定居柏林郊區。所以，之后佐爾格對蘇聯的深情，除了“共產主義信念”外，也離不開他的血統和短暫的童年經歷。

一戰中，佐爾格志愿入伍，加入了德軍炮兵野戰部隊。他在西線作戰時身負重傷，導致終生微跛。因為他的英勇表現，還被提升為下士，并獲得了一枚二級鐵十字勛章。

在戰地醫院進行康復治療期間，佐爾格受到了一位護士的影響，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等他出院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病床上的德軍下士佐爾格）
戰后，佐爾格繼續大學學業，最終取得了漢堡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24年，佐爾格來到蘇聯定居加入了蘇聯國籍和蘇聯共產黨。1929年，佐爾格加入蘇聯情報部門。同年，佐爾格回到德國，經介紹加入了此時最時髦的納粹黨。

這里要解釋一下，別看衛國戰爭中，蘇德兩國殺紅了眼，但是二三十年代，兩國關系可是好的不要不要的。所以，佐爾格的蘇聯背景，并沒有怎么影響過他在德國的發展。

1930年，佐爾格博士以《法蘭克福郵報》記者的身份前往中國。在上海期間，他還多次見過周恩來。此時，佐爾格結識了日本《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尾崎秀實。這位尾崎秀實也是個非常有故事的人，1941年，和佐爾格一同被捕，最終共赴黃泉。與佐爾格等“共產主義斗士”不同，尾崎秀實之所以自愿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事業獻身，是因為自己對祖國日本愛的過于深沉。他認為——侵略戰爭只會摧毀日本，只有制止侵華戰爭，才能使東亞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中國人民是偉大的，是不會被輕易征服的。尾崎秀實從事情報工作完全是出于這種理念，從不要報酬，甚至還自己倒貼錢進行活動。

1933年，佐爾格成了《法蘭克福日報》駐東京特派記者。納粹黨員身份讓他在日本非常受尊重，同時也和駐日本的德國大使關系十分親近，這給他為蘇聯搜集情報提供了巨大便利。

佐爾格的一些重要情報，某種程度上，甚至挽救了蘇聯的國運。這位有一半德國血統的納粹黨員，在用無線電波保衛著“偉大領袖斯大林”。

1938年，日蘇關系緊張，佐格爾從各種情報中分析后，得出結論，報告莫斯科：關東軍正在準備向蘇聯發動武裝入侵。這就是諾門坎之戰。

此時，日本方面傻乎乎的以為自己搞得是突然襲擊；而實際上，人家蘇聯是有備而戰。戰前，佐格爾詳細的整理了一份關于關東軍武器裝備的部署，戰爭物資的運輸等詳細情況。這些報告送到了莫斯科，成了蘇軍勝利的一大關鍵因素。

1941年，佐爾格準確的搞到了德國將要在6月22日進攻蘇聯的情報，并且在第一時間發給斯大林。顯然，事實證明，斯大林更相信《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所謂的“東方戰線”的戰略緩沖帶。

1941年10月，佐爾格再次在刺探出日軍將要南下和美國在太平洋開戰的情報。斯大林這才放心從遠東方面軍抽取了25萬人增援莫斯科，最終把城下的德軍擊潰，取得了開戰后的首次大捷。

然而，情報剛送出去不久，佐爾格突然被捕。原因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佐格爾一時疏忽，沒有燒掉同伴之間的紙條，被他人發現（這是個菜鳥間諜都不會犯的錯誤，不太可信）；另一種說法是他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拿走了他的打火機，其實那是個微型攝像機。

現在比較廣泛認同的是花子的那個版本。花子是東京酒館的一名女侍者，不介意佐爾格的有婦之夫身份，成了他的情人（貌似日本女人都喜歡給白人當情人，還不要名分，比如著名歌劇《蝴蝶夫人》）。她對佐爾格的真實身份一無所知，單純的認為這個風度翩翩的德國人只是個高學歷的駐外記者。

一天，兩人云雨之后，花子一個人留在了佐爾格的房間里。花子想抽支煙，于是打開了辦公桌的一個抽屜，發現里面有一只極為漂亮的打火機。她點燃了香煙，順手將打火機裝進了自己的口袋。事后，佐爾格追問起，她卻沒有承認。此時或許花子只是想開個小玩笑，沒想到，就是這精美的打火機，要了自己男人的命。

實際上，由于佐爾格的住處附近經常出現發報機信號，日本特高課的特工們對相關人員已經監視很久了。但由于佐爾格是“友邦”的德國公民，也不能直接就上，于是，決定首先從佐爾格的情人花子入手。華子被特高課“請”進了警察局。她如實把與佐爾格認識的經過，佐爾格為她買買買的事情都照實說了。除了經濟原因值得懷疑以外，別的沒有什么構成間諜的罪證。但是，搜查花子的房間時，發現了那只造型奇特的打火機。反間諜專家拆開一看，原來，這是一架微型照相機。

有證據在手，特高課馬上逮捕了佐爾格，又根據他平時的交往規律，將整個間諜小組幾乎一網打盡。其中就有前文提過的，自己倒貼錢當間諜的尾崎秀實先生。尾崎秀實受盡酷刑，沒供出過一人。

佐爾格在獄中的經歷的細節，已經沒有切實的證據可靠（有說被拷打的；還有說因為熟人多，被優待的）。但所有資料都表明，他始終保持著一名共產主義者的風度，只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否認和蘇聯政府的關系，立場及其堅定，心態也非常平靜。

1944年11月7日，東京監獄對佐爾格執行了絞刑。在敵人的絞架下，納粹黨員，德國人佐爾格，面不改色地高呼“蘇聯萬歲！紅軍萬歲！共產主義萬歲！”而英勇就義。在赴死的日期上，日本倒是給予了充分尊重，11月7號是佐爾格自己選的日子，這天是十月革命的紀念日。

到這兒，問題來了，從1941年10月被捕，到1944年被害，中間隔了這么久，蘇聯一直坐視不管，甚至拒絕承認佐爾格是自己人，讓他不能作為間諜被交換，這也太冷血了吧；而佐爾格呢，在咱們看來，就是“被人賣了還積極的給人數錢”，圖什么呢？都上絞架了，還高呼“蘇聯萬歲，紅軍萬歲”，而蘇聯那邊根本都不承認自己的身份......

間諜的命運，在《孫子兵法》里面就有闡述，甚至還單列了一章來進行討論：對于間諜要給予最高規格的待遇，但在必要時刻必須舍棄，在迫不得已的時候，甚至可以由己方動手干掉自己的間諜。間諜就是這樣，能影響戰爭的走向，卻控制不了自己的命運。

1941年冬，佐爾格被捕，此時正是衛國戰爭最艱難的時刻。蘇聯非常擔心日本在遠東發起進攻，因此絕對不能承認佐爾格是蘇聯間諜，這樣會激化蘇日矛盾，給日本進攻的口實。況且，佐爾格本人也沒承認自己是蘇聯間諜，他也知道，事到如今，只有犧牲自己才能維持日蘇關系，才能讓蘇聯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壓力。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蘇聯曾一度懷疑他是蘇德雙面間諜，甚至蘇德日三面間諜。所以，蘇聯高層對佐爾格并不放心。在“蘇奸”不斷涌現的二戰中，佐爾格還有一半的德國血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那么，戰后，為什么直到1964年，蘇聯才公開給佐爾格正名，授予蘇聯英雄的稱號？

很大程度上，跟冷戰形勢有關，蘇聯必須要在日本繼續保留間諜網，此時公開承認佐爾格的蘇聯間諜身份會招致蘇聯在日本間諜網絡的損失。直到1964年后，在日間諜網已經完成換屆。此外，蘇共內部的復雜的政治活動和權力斗爭也對佐爾格產生了一些影響。

可以說，佐爾格用生命詮釋了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境界——沒有國界，只有信仰。

不過，在赴死的三十年之后，佐爾格開始享有無比的殊榮。蘇聯主流報刊發表了許多文章，頌揚他在衛國戰爭中作出的貢獻，從遠東的外興安嶺到中亞大草原，到高加索山區，再到歐洲的西部領土和波羅的海沿岸，蘇聯各界群眾，開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學習“佐爾格烈士先進事跡”的高潮。

隨即，莫斯科一條大街、蘇聯的一艘郵輪都以佐爾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蘇聯為紀念佐爾格，發行了紀念郵票。之后，東德也效仿蘇聯發行過郵票，全國大興學習先烈事跡的活動。

（蘇聯版的）

東德版的佐爾格死后如此殊榮，用蘇聯人自嘲的話說，再恰當不過了——“誰也不能剝奪一個蘇聯公民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權利！”

值得佐爾格欣慰的是，蘇聯拋棄了他，但花子姑娘對他卻一直不離不棄。石井花子一度也進了監獄。出獄后，花子在東京巢鴨監獄的無名氏墓地里，苦苦尋找到了情人的遺體，在一堆腐爛的已經難以辨認的尸骨中，通過一塊受傷的腿骨和假牙確定了佐爾格的尸骨。傾自己所有，幫佐爾格入土為安。作為第一人證，花子也提供了諸多為佐爾格正名的材料。
2000年，89歲的花子去世，與佐爾格合葬一處。兩人雖然不是正式的兩口子，卻做到了“生同衾，死同穴”。注意，墓碑上方蘇聯英雄標志，還有石井花子的稱謂——妻。這讓早在1943年，死于西伯利亞勞動營的佐爾格合法妻子——卡佳的在天之靈，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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