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為人類未來會經歷世界末日么？

如果不看我的書就可能

人類的進化（下）

危機與希望

生命進化的內在形式是生命體自身向提高能量利用率的方向發展、改進，這同樣是由于生存竟爭引起的，如果沒有生存竟爭，生命也就失去了進化的動力，生存竟爭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包括種內竟爭，種間竟爭，疾病，環境惡化等引起的生存竟爭。

說起危機，不能不提到恐龍。

在距今兩億年到一億年之前，恐龍是地球上占優勢的動物，它們是從出海登陸的動物進一步進化而來的，它們的性狀跟現代的爬行類動物差不多，其循環系統也需要太陽的熱量以保持血液的流動。它們最早是小型動物，經歷了幾百萬年之后，由于生存竟爭，漸漸進化成為大型的，長了天然的厚甲。這時恐龍進化到了頂峰，地球上的生命沒有誰能與之抗衡，結果恐龍的災難也就開始了。

對于恐龍滅絕的原因，當今科學家眾說紛壇，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失去了竟爭對象的恐龍同時也失去了進化的動力。這里的進化是結構向提高能量利用率的方向改進，相反，爬行類的另外一支在殘酷的生存竟爭中改進了自己的身體結構，進化成為可把胎兒保存在體內直到出生，有溫暖的血液，有四個房室的心臟，由于他們的身體結構能提高能量利用率（比如心臟結構），他們獲得了穩定的體溫。這在以后變化了的環境里顯得至關重要。不管是小行星撞擊地球還是火山噴發，抑或是地球氣候變冷，總之，停滯不前的恐龍無法適應氣候的劇烈變化，地球也就永遠地對恐龍關上了大門。

我們目前的情況卻更糟糕。

人類依賴其高度發展的大腦，創造了其它動物都不具備的抽象思維，說話，書寫的能力，并且通過語言貯存大量的知識，依靠這些知識組成社會，以便使這些知識得到最大限度的運用及傳播，結果人類擊敗了所有的竟爭對手，象當年的恐龍一樣，登上了地球主宰的寶座。然而地球以往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物種在地球上能生存與否取決于協調、平衡與控制。凡是在地球上存活得最長久，存活的希望最大的生物物種或生命形式，都是那些能夠學會與其周圍各環境的力量和其它生物互相協調共處的物種。它們既不曾控制也不曾主宰過這個世界，相反，它們已經適應這個世界。

但是人類這種患上“自大狂”癥的動物把地球看作是人類的私有財產，搜索其寶藏，傾擠其資源，并未發現使他本身毀滅的種子就在他身邊，他們必須知道自己的本領是有限的，他必須學會并且尊重自然的規律，他并不排除在自然界之外，也并不比自然界更為優越，他也逃脫不了因為拒絕服從自然而產生的后果。

后果是嚴峻的，危機是迫切的。人類正在不知不覺地，漸漸地放棄掉為進化所必需的各種基本條件。下面我一一列舉出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關注這些問題，大家共同努力，使人類不會在另一個千萬分之一的時間里重蹈恐龍滅絕的覆轍。

科技：

人類引以自豪的現代科技的確給人帶來了舒適與便利。毫不夸張的說，沒有現代科學技術，人類根本無法養活自己，但明智的人們是否看到科學技術背后隱藏的危機呢？

由于對現代科技的過度依賴，人類的體質在近幾百年里有顯著的退化，就連作為人類驕傲的大腦也因社會分工的精細而愈加向某一特定的方向發展，科學越發達，理論越艱深，學科也就越是高度地分化，人的專業知識面也日趨狹窄。如果你問某位科學家的研究領域，他可能會說：我在化學研究院、物理化學分部、理論化學研究所、量子化學研究室、從頭計算方法研究組、從事多原子分子課題中位能面計算工作。你盡可以和他討論“從頭算”方面的問題，但倘若超出這個范圍，可能會使雙方都感到尷尬。一問，嘿然；又問，斂容；三問，正色；再問則拂袖而去。這不禁使人想起一個曾在宮廷御膳房供職的廚師。他后來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資歷炫耀一番，命他燒制一桌宮廷筵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專做宮廷點心的。又令其制做一席宮廷點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為他是為做某種點心專職切制蔥末的。也許當今從事各種專業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專門切蔥”的。人人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然而也許我們就在干著類似的事。如果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還算是研究過“大象學”的話，近代科學家們早就分別潛心于“象腿學”、“象耳學”、“象尾學”、“象牙學”等分支了。而現代的博士生導師已帶領眾多弟子分兵于“象腿學”中的“象腳學”、“象趾學”、“象腿力學”等次級分支了。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一書作者托夫勒曾為普里戈金的《從混沌到有序》撰寫過前言。開篇第一句話就說：“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致我們竟時常忘記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遺憾的是，現在大量培養的多為“拆零”專家，而“整合”專家實屬鳳毛麟角。為發現“物質不滅定律”做出重大貢獻的俄國著名科學家羅蒙諾索夫（1711—1765）的傳記中寫到他闖進了人類知識的一切領域。他是文學家、詩人、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地質學家、冶金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美術家。只差了個“哲學家”。至少他曾經涉獵過這么多領域吧。要知道，他比我們不過早了200年，今天的科學家還有這份瀟灑嗎？其中的大多數也許早就被“腌制”到不知哪個缸中去了。大腦的這種特向化發展是一個危險的征兆，雖然隨著個體的增多，這種特向化反而顯得越來越重要（也就是說研究粒子對撞的科學家不必會制造螺絲釘，研究空氣動力的不必能種田，不同專業的人結合成為一個社會能發揮出比這些人簡單相加大得多的作用）但人類如果想盡量長久地（任何一個物種都無法永遠不變的生存下去）生存在這個地球上，首先應該保持目前這種高級的結構，然后向一個更高級的結構改進，而這個更高級的結構應該是能提高能量利用率的結構。然而從人類開始利用智慧生存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一條退化之路，具體地說，這一天應該從人類進入農業文明開始。這時候人類的大多數不再需要為生存與動物搏斗，單一個體獲得食物的能力退化，就象上面曾談到過的，我們的牙和指甲幾乎毫無用處。我們的感官也沒有什么可自夸的。我們的視力不如大多數禽鳥，聽力不如蝙蝠；至于嗅覺，一只鼻子不通氣的狗也會使我們甘拜下風。如果說這樣的退化無礙大局的話，到了工業文明時代，這種情況日趨嚴重，由于過分依靠現代科技發明的機器，人們出門不必行走，干活不用雙手，即使大腦也只需掌握你應該掌握的那一小部分而已。沒有了生存的艱難，我們的身體便失去了進化的動力。有人說，人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想說，人類的進化也如逆水行舟，不進化就會被不斷發展的大自然所淘汰。伊甸園的故事盡人皆知，然而它所蘊含的深意我們并不真正理解，那就是智慧不會給人類帶來實際的幸福，相反只會帶給人們災難。無獨有偶，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老子也表述了同樣的思想；他認為人類應該無知無欲，順應自然，結果才能無為而無不為。或許大多數人不會贊成他們的觀點，但我們生活的真的比伊甸園的先人幸福嗎？或許作為一千年里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過的一段話可以作為這一部分的結尾：“看到你們這一支以應用科學作為自己專業的青年人的隊伍，我感到十分高興。我可以唱一首贊美詩，來頌揚應用科學已經取得的進步；并且無疑地，在你們自己一生中，你們將把它更加推向前進。我所以能講這樣一些話，那是因為我們是生活在應用科學的時代和應用科學的家鄉。但是我不想這樣來談。我倒想起一個娶了不稱心的妻子的小伙子。當人家問他是否感到幸福時，他回答說：‘如果要我說真心話，那我不得不扯謊了。’我的情況也正是這樣。試設想，一個不很開化的印第安人，他是否不如通常的文明人那樣豐富和幸福? 我想并不如此。一切文明國家的兒童都那么喜歡扮“印第安人”玩，這是值得深思的。這樣了不起的應用科學，它既節約了勞動，又使生活更加舒適，為什么帶給我們的幸福卻那么少呢? 坦率的回答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怎樣正當地去使用它。在戰爭時期，應用科學給了人們相互毒害和相互殘殺的手段。在和平時期，應用科學使我們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沒有使我們從必須完成的單調的勞動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為機器的奴隸；人們絕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厭倦地工作著，他們在勞動中毫無樂趣，而且經常提心吊膽，惟恐失去他們那一點點可憐的收入。你們會以為在你們面前的這個老頭子是在唱不吉利的反調。可是我這樣做，目的無非是向你們提一點忠告。”

完全拋棄現代科學的作法是愚蠢的，但全然無視現代科學技術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卻無異于是自殺。科學技術并不僅僅為我們的體質退化提供了溫床，還正在為我們人類挖掘一個墳墓，那就是：

環境污染：

科學技術是以耗費能源為基礎的。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地球上的能源并不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但情況的嚴重性遠不止于此，我們現在普遍使用的能源是汽油和煤，這類燃料的燃燒是不可逆的，一旦燒掉，它所蘊藏的能量就喪失而不可再得了。我們把這類能源稱作不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有一個對人類來說是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污染。由于它的不可再生性，燃燒后的副產品就形成了對任何生命形式都無用并且是有害的垃圾。隨著人口的增多，對能源的需要也激增，從而大大增加了排放到空氣和海洋里的廢物。即使小到一根火柴的燃燒也將產生污染。自有人類問世以來，對自然界的污染就從未間斷過，但在早期的歷史中它對地球的影響不足以造成災難的程度。到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遍及全歐以后又發達于美國，污染就成為一種災難伴隨人類社會的發展。現在全世界都在爭先恐后地完成并加強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全然不顧地球的承受能力。

還有一個問題，并不是說人類有治理污染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環境就有希望。問題的結癥在于我們使用什么樣的能源。如果現代科技的發展仍建立在不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那么即使對污染的處理也必將耗費更多的能源從而造成更大的污染。如果人類不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環境的污染就會成為我們身上的惡性腫瘤，必將不斷擴散，最終毀滅人類自身。

從目前情況看，世界各國并不準備采取措施來減少對不可再生能源的運用。相反，第三世界國家為了富強（只有富強才不會挨打）拚命提高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程度，西方國家為了保住優勢（以便去欺負別人）也絲毫沒有停止過工業化的腳步。人們就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大踏步地向末日走去，頭也不回。

環境污染的另一個大的危害是用有毒的空氣、陽光和水毒害我們的身體，打斷我們向下一個物種進化的道路，并使我們退化。使我們退化的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隱憂無數的現代醫學。

現代醫學：

得了病不讓上醫院是一些宗教騙子愚弄人們的一大罪狀。他們的騙術并不高明。究其行騙屢屢得手的原因，我們能否從現代醫學內部看到其存在的明顯的弊端呢？

達爾文的進化論指出：生命是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復雜不斷地進化的，目前最復雜最高級的生命形式就是我們人類了，然而我們人類是不是進化歷程的頂端而停滯不前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人類依然在不斷地進化之中。這種進化應該是體質和智力兩方面的共同進化，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大腦的進化要依賴身體給它提供更多的能量，而身體要想給大腦提供更多的能量，就要求一個更高效率的轉化能量的身體結構。這些都是自然選擇的力量在起作用，原本不需要人類去操心的。

然而現代醫學卻打破了人類進化的自然歷程。

自然進化的法則是“強存弱亡”。

一只兔子生下六只小兔，由于先后天的各種原因，這六只小兔必定有強有弱，甚至還有先天殘疾者。這些弱的和先天殘疾者也注定會過早地被其它肉食動物或大自然無情的淘汰。它們也注定不會獲得交配權而繁衍后代，這樣就避免了那些劣勢基因的遺傳，從而確保了物種的進化。

在現代醫學尚未“完善”，人們還沒有“主宰”自己命運的能力時，我們仍遵循大自然“強存弱亡”“優勝劣汰”的進化法則，在長期“親自”而不是依賴現代醫學與疾病的斗爭當中鍛煉了我們的身體素質，也提高了我們自身的抗病毒的防疫系統的能力。雖然經歷過無數次大規模的瘟疫的全世界大流行，人類仍驕傲地站立在大地上，并且疾病的數量也穩定在一個合理的平衡上，不增也不減，這樣的結果是人類與細菌共同進化。

這種結果是大自然所選擇的，它是一個標準的雙贏結果，就是說人類與細菌都是勝利者。的確，人類中的某些個體被細菌奪去了生命，但人類整體的素質卻在與細菌的生存斗爭中得到了提高。有這樣一個事實：加拿大人為了保護某個島上的馴鹿而消滅了島上的野狼，結果這些馴鹿卻在長期的“優越”生活條件下體質退化而最終不能抵御病毒的侵襲而大批死亡，到了滅絕的邊緣，后來加拿大人在科學家的指點下，從新引進野狼并將其數量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結果狼和馴鹿又恢復了正常的生存演化。

大自然就是這樣，對所有物種一視同仁，這也包括人類和其它生命，比如細菌，如果如人們所愿現代醫學幫我們殺滅了所有致病的細菌，地球成了一個無菌室，那么我們最終也無法生存。雖然細菌渺小又可惡，但他們象野狼一樣也是大自然的孩子，也是生物鏈上重要的一環，如果說人類和細菌是矛盾的兩個方面的話，我們就和細菌互為因果，互相依存了。

和自然進化法則相反，現代醫學的法則卻是“救弱扶殘，使強變弱，使弱更弱”。人類和動物一樣，也存在有些個體由于先后天的各種原因，有強有弱，還有先天殘疾者。從進化的角度來說，弱的和先天殘疾者，最終會被殘酷的生存競爭所淘汰。現代醫學的出現，改變了自然法則。靠藥品的幫助，當一個人生病后，不依賴自己的免疫系統就可以康復，這樣的結果是人類全體的退化。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一些事實，或許會幫助我們認識問題的嚴重性。

現代醫學對致病細菌和我們自身免疫系統也是一視同仁，在治病的過程中，把細菌和自身防御細胞統統殺死，這樣有兩個嚴重后果。

首先，那些細菌是活生生的生物，不是死的靶子，任由你去射殺，它們必定會在與藥物的斗爭中提高自己，從而產生抗藥性。依阿華大學的理查德·溫斯爾說，1928年亞歷山大·弗萊明偶然發現從實驗盤的霉菌中滲出的青霉素以來，人類與微生物一直在競賽。在這場競賽中，領先者不斷改變著。1946年，即抗生素在二戰中廣泛應用僅5年后，醫生們發現，青霉素對葡萄球菌不起什么作用。這沒有難倒藥物學家，他們發明或發現新的抗生素（往往是從在他們訪問異國他鄉時作為紀念品帶回的土壤樣品中發現的）。在這些新的抗生素強攻之下，微生物又一次屈服了。但細菌又重新聚集起來，其變種具有擋開最新藥物作用的能力。只要有新藥出現，就會產生新的細菌變種。競賽就這樣進行著。布法羅醫療保健中心的托馬斯· 比姆博士說：“80年代人們的感覺是我們已經征服了每一種傳染病。”科學使我們確信，真正的挑戰在于征服癌癥、心血管病和其他慢性疾患。但是，事實卻不是如此，舍溫·納蘭德在其暢銷書《我們如何死去》中寫道：“醫療曾聲稱戰勝了傳染病，但變成了幻覺。”細菌的確很精明，特別是它們的進化方式。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的原因與羚羊為逃避獅子而進化其速度的達爾文氏演化道理一樣。譬如說，對一個細菌菌落使用青霉素后，大多數細菌被殺滅，但偶爾也有極少數細菌具有使它們自己不受藥物影響的突變基因。這樣，它們幸運地活了下來，正如行動緩慢的羚羊群伙伴變為獅子的美餐時，少數奔跑速度快的羚羊逃出了險境活了下來一樣。接著，細菌變種把自己的抗藥基因遺傳給后代，每個細菌在24小時內能留下16,777,220個子孫。更為險惡的是，變種還能輕而易舉地將自己的抗藥基因傳給無關的微生物。傳遞時，一個微生物散發出能吸引另一個細菌的一種招惹劑，兩個細菌接觸時，它們打開孔，交換稱之為胞質基因的DNA環，這個過程只能叫做不安全的細菌性行為。通過這種交配方式，霍亂菌從人腸內的古老的普通大腸桿菌那里獲得了對四環素的抗藥性。因而，雖然說抗生素的確沒有創造抗藥基因，但這類藥卻大大加速了其散布。塔夫茨大學斯圖爾特博士在其1992年所著的《抗生素的悖論》一書中說：“抗生素的使用在有記載的生物學史上空前地激勵了進化變革。”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學家斯特利·法爾科說，有跡象表明，細菌是“聰明的小魔鬼”，其活動之詭秘連科學家們也從未想到過。例如，在婦女服用四環素治療尿道感染的時候，大腸桿菌不僅會產生對四環素的抗藥性，而且會產生對其他抗生素的抗藥性。利維說：“幾乎是，好像細菌在抵抗一種抗生素的時候，就能很策略地預料到會遭到其它類似藥的攻擊。”醫生和病人都急于消滅舊病，結果卻事與愿違，反而給了它們新的生命。病人要求用抗生素治療像感冒那樣的病毒感染，但抗生素卻無能為力，每用一次抗生素都使抗藥性增強。

然而事情的嚴重性還遠不止于此，我們的免疫系統受到了來自內外的雙重危害。外部的危害就是那些化學藥品，它們無情地損害我們的免疫系統。內部的危害是由生物進化理論中的“用進廢退”理論決定的，我們的免疫系統由于人類過分依賴現代醫學而越來越“懶惰”。細菌在與人類的斗爭中進化了自己，而我們自己卻在自己建造的溫室里慢慢退化。這樣退化的結果最終就必定導致越來越多的不治之癥的產生。對于人類最終征服艾滋病我沒有異議，但不久就會出現另一種不治之癥，只要人類仍固執地依賴現代醫學。

我們身體的每一個哪怕是最微小的進步都是我們向下一個更高級的生命形式進化的積累。而這種進步是通過生存斗爭得來的。我們在生物界已經沒有了生存競爭的對象，人類自身同種之間的生存競爭也已經變成爾虞我詐的心術之爭，這樣的競爭只能滋生罪惡，絲毫無助于人類的進化。對于疾病這樣的生存競爭我們采取的是現代醫學這樣一個斗爭方法，這同樣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經告誡后人，身體本身就是疾病的良醫，不要指望醫學解決根本問題。

人類在違背自然規律的道路上走的太遠了。對此，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的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老子有清醒的認識。和老子哲學有密切聯系的易經、中醫等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們自身抵抗疾病的方法上有并末被現代人真正理解的重大發現，這是中國人獻給人類的一份珍貴的禮物，它實際上是通過提高我們的免疫力（它稱它為內藥）而不是藥材（它稱它為外藥）來解除疾病。還提倡治未病，并且指出人類進化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