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瘟疫是怎么控制的？

瘟疫是人類歷史上繞不開的一種疾病，無論當今還是過去，瘟疫都以傳染性強、爆發速度快和致死率高給人民帶來深厚的苦難。

古代科學技術落后，古人對瘟疫的認識和應對方法遠不如今天。但是只要是在災難面前，一個正常的社會都會竭盡全力的應對并且求存。

我國祖先經過長期的經驗總結和傳承，在應對瘟疫上有一整套自己的方法。這種方法傳承到現在，不管科技如何，其核心實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整個社會都會團結一致，以求盡快自救成功。

我們就以萬歷十六年到十七年發生在徽州瘟疫來做例子，講述一個就有組織能力和自救能力的地方社會如何展開自救，和瘟疫做斗爭的。

根據《徽州府志》記載，萬歷十六年和十七年（公元1588年到1589年），徽州爆發瘟疫，徽州下轄的六個縣份無一幸免。

這一場瘟疫其實是從六年前就在全國爆發，不過當時的社會組織水平沒有辦法在源頭上遏制住瘟疫傳播。所以這這一場瘟疫演變成全國性的，徽州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

瘟疫傳播到徽州時，徽州百姓一時之間極度恐懼。疫情死亡人數太多了，造成的后果遠遠超過一般的旱澇饑荒。極度的恐懼又容易使得百姓求助于封建活動，這也導致有一些不負責任的人利用疫情制造混亂，謀取錢財，社會秩序一時之間陷入混亂。

中國歷代王朝在治理旱澇饑荒等自然災害上擁有豐富的經驗。遇到重大災情，地方官員需要第一時間上報，獲得許可后立即開倉放糧，救濟災民，盡量減少流民，保證當地秩序。災情結束后，一般情況都會下令減少賦稅，令當地民眾有自我喘息的空間和時間。

但在治理疫情上，“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可見當時治理瘟疫的難度有多大。

徽州地方官員除了積極上書朝廷，需要得到朝廷和萬歷皇帝的資源支持外，積極展開自救。

一、杏林醫者以悲憫之心全力救治

誠然，中醫在預防疫情這個方面不如在疫情治理上。中醫其實在治理瘟疫上，很占優勢。

在當時的背景下，那些深受儒學影響的杏林高手常常無償公布治理瘟疫的藥方，而且盡量采用普通之家都可以承擔得起的藥材。徽州府這次爆發疫情，就有不少杏林世家無償看病抓方子，提供給百姓。

根據《橙陽散志》卷四《人物志?義行傳》，一位叫做江若清的徽州大夫給人看病，提供藥材，經他救治的病人存活下來的很多；一個叫做余淳的大夫，他提供的藥方，救人無數。

二、全民捐錢捐資，共渡難關

在各個電視劇中，我們常常見到那些具有俠義心腸的男女主角積極參與施粥。這并不是什么虛假情節。每當災難來臨時，施粥是治理瘟疫中最為常見而且最為有效的辦法。

這是為了當人們盡量保存體力，避免因為饑餓造成自身免疫力全盤下降，增加存活下來的概率。

每當災難來臨時，傳統社會的鄉紳都會盡可能的出錢出力。這也成為當地官府自身力量不足時，他們重要的力量依賴。當時鄉紳可能平時吝嗇，但是面對大災一般都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和官府一起商定如何設置粥棚，力保貧窮地災民不被餓死。

為什么當地鄉紳一般僅僅施粥，而不是提供更好的菜石呢？這也是一種長期抗擊災害的方式。施粥成本相對較低，在官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減輕施粥之人的負擔，同時又能夠惠及到更多人。我們不能為了賑災，讓那些本來有資源的人因此陷入更大的壓力之中，甚至因此陷入貧窮的狀態。

除了施粥，有些時候還會有人捐資埋葬死者。古人從來事死如事生，何況死于疫情的人，如果不加以妥善掩埋，對遏制疫情傳播百害而無一利。因此，除了組織醫藥和食物，官府在情況完全沒有大崩潰的情況下，都會鼓勵當地人積極埋葬死者，這也符合古人的人道主義精神。

對大力支持抗擊疫情的人家，政府都會給予相應的表揚，有些時候還有稅賦和勞役減免。這是朝廷給予激勵和肯定的一種方式。這對于提高鄉紳在當地的聲望很有幫助。對于百姓、朝廷和大戶來說，是一種三贏的方式。

三、力保治安

疫情面前，各種人性都會輪番上演。

有傾盡全力救治的人，就有無賴小人趁機作亂，謀取好處。

尤其是在重大疫情面前，昔日繁盛的城鎮和村落，有可能人煙斷絕，社會秩序進一步空白，盜賊橫行，利用百姓的恐懼和愚昧心理，讓當地社會亂上加亂。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組織能力的官府和當地士紳會聯合起來，組織人手，排兵布陣，一方打擊盜賊，一方面維護社會秩序，尤其是在施粥現場，一定要避免任何動亂的產生。

四、朝廷的應對之策

不得不說，古代時期應對災難的速度上，遠遠沒有做到及時高效。

比如在開倉放糧上，權限直屬于朝廷和皇帝。官員上書上報災情后，朝廷需要加以核實和決策。古代通訊條件和交通條件又很慢，一來一往，可能災情已經從可以遏制到進入惡化期。

同時，中央缺乏系統全面的救治辦法，更加造成了救災工作的滯后性。面對旱澇饑荒這些災難尚且如此，那么面對疫情發展兇猛的瘟疫，應對能力就更不要提了。

萬歷十八年，就有大臣上書萬歷皇帝，建議“有遇重大災疫，許令各府州縣，作速申文，合于府按，既許便宜動支社倉積谷，及本部事例義輸等銀。”

意思就是以后碰到疫情，允許地方負責人上報后，就可以自己做主，動用糧倉和銀兩等，盡快開展救治工作。

這個建議應該是意識到獲取朝廷授權對于治理疫情的不利之處。可惜這樣的建議，搜遍史料，我們發現，再無下文。

這其實和封建王朝集權的本質相沖突。封建帝王自然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糧食和錢銀的王朝統治的根本要素之一，來什么“向下授權”，自然為朝廷所不喜。

五、總結《防范?憫時疫》中記錄了古人總結面對災難的六個要點：1. 垂死貧民急施粥；2. 疾病貧民急醫藥；3. 疾起貧民疾湯米；4. 既死貧民急墓葬；5. 遺棄小兒急收養；6. 輕重系囚急寬恤。

說完了明朝后期徽州如何應對這一場瘟疫，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出，古人在應對瘟疫上，大致上是沿著以上的方式在應對。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人在面對瘟疫時，自救意識和自救能力特別強悍。而且在災情過后，整個地方社會有些很強的自我恢復能力，這背后都有一股別的文化社會中無法理解和做到的能力——內部的團結能力。

還要特別說明一點，無論今古，在面對疫情災害時，舍棄自我甚至舍家舍業沖在第一線的人都是杏林醫者。在這個特殊時期，尤其如此，對眾多抗疫的醫務工作者，表示編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