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開封的全國政治中心地位沒落了?
古代定都一般有三個方面的要件:第一,政治基礎;第二,經濟實力;第三,交通地勢。長安、洛陽能成為都城是因為自華夏開阜以來,都是華夏民族的人口中心、經濟中心,再加上有利的地形條件,成為天然的東西二京。開封在宋代成為都城純屬偶然,主要得益于人口的集中和漕運的崛起。而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代這三個要件都發生了變化,也就決定了中原故都走完了自己成為政治中心的歷史使命。
一、政治基礎的變化在宋朝之前,中央王朝的政治中心一般都集中在在中原大地上。這個不難理解,畢竟這里是華夏族群的龍興之地,是中國古代文明發源的地方。無論宗教、文化、禮制都是來自華夏祖先的千年沉淀。特別是,這里一直是中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方。有足夠好的群眾基礎和前人創造的政治成果。即便是北方游牧民族入逐中原,為了能統治如此龐大的先進文明,也一樣改旗易幟,信仰儒、道、佛,融入中原族群之中。故而成為宋朝之前歷代帝王定都的首選。
但是自元朝開始,長安、洛陽、開封等地對于統治者來說,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意義。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權,蒙古騎兵南下,曾遭遇南宋軍民浴血抵抗幾十年。作為種族之間你死我活的拼殺,這場戰爭的背后,蒙古人是以草原作為后方,漢人則是以江南作為后方。中原漢族人和江南漢族人雖然已隔絕百年,但畢竟同宗同源。蒙古人從來在中原地區就沒有任何政治基礎,更為不同的是,蒙古人雖然也用漢臣、尊漢學,但他從來沒有想像鮮卑人一樣真正融入中原族群中,而是把自己凌駕于其他民族之上,寄生于中原族群。因此蒙古人把長安、洛陽、開封作為政治中心的政治基礎根本不存在。
明朝興起于元末的亂世,但這個政權從開始打天下的時候,主要活動區域就不在中原地區。他的群眾基礎在長江流域和江南。但畢竟是個漢族人的政權,中原的長安、洛陽、開封作為盛世的故都還是相當有吸引力的。朱元璋認為明朝朝廷遷往中原還是有政治基礎的,曾考慮過讓太子朱標去考察長安、洛陽、開封的故地,如果條件成熟,可以遷都北上。可能這些故都龍氣太盛,倒霉的朱標回去之后一命嗚呼了。之后,明朝就爆發了燕王朱棣的靖難之役。而恰恰燕王朱棣的地盤在燕地。比起中原故都,元朝留下了大都城對朱棣來說更有政治基礎。
滿清入關和蒙古人南下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畢竟是外來民族要統治中原。任何群眾基礎都沒有的情況下,清朝也不敢貿然把政治中心放在漢人的核心地區。特別是,滿清入關時,還有許多漢人勢力在南方地區,比如三藩、鄭氏臺灣、南明殘余勢力。所以,清朝把都城放在北京,南可長驅直下,北可退守滿洲,是個最佳選擇。
二、經濟中心的變化古代定都有個永遠都無法繞過的考慮,那就是當地的經濟支撐能力。如果當地連糧食供應都成問題,那么朝廷不可能選擇因為糧食短缺而無法形成人口聚集的地方。隋唐時期,因為關中缺糧,朝廷多次“就食于洛”,這也是洛陽能在隋唐挑戰長安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在北宋時期,開封作為政治中心也和糧食漕運發展有關。講一個經濟中心作為都城,一則是為了以經濟為后盾維護政治中心的穩定,二則是保證了國家的主要稅收來源。
但自“靖康之恥”之后,南宋偏安江南,北方多戰亂,中國大地的經濟中心開始逐步南移,從經濟層面上,長安、洛陽、開封已經沒有了任何吸引力。元朝在選擇政治中心的時候,首選排除的是江南,因為那里的反抗勢力最為強大,況且蒙古人在江南沒有任何政治基礎。而這時,燕云地區作為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天然分界線步入了蒙古人的眼睛。無論涿郡、還是幽州,歷史上,這個地方一直是漢族人建設的重鎮,比起經歷了無數戰亂的中原三都,沒有任何劣勢,于是元大都誕生了。
明朝除了最初基于政治考慮,定都在南京之外,還有一層考慮就是經濟實力。南京是個很特殊的城市,雖然定都此地多位短命王朝,但它卻多次挽救華夏于危亡之際。隨著江南得到充分開發,明朝建都時,南京已經成為實實在在的國家經濟中心。而此時的北方故都已經嚴重衰落至普通州府的經濟水平。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是繼承了元朝大都城給留下的經濟政治遺產。
從經濟層面上考慮,中原三故都在清代也一樣沒有爭奪的實力。明清時期,北京城已經成為了北方,甚至全國的經濟中心。洛陽成為了豫西地區一個普普通通的縣城,開封還可以被選為河南省府所在地聊以慰藉。
三、交通條件的變化自古建都之地,往往都是四通八達,水陸交錯,有雄關扼守,有山嶺依托。從地形上看,長安、洛陽是史上最為成功的一對CP。洛陽位于天下之中,是最早開發的地方,古時多以洛陽為中心形成官道網絡。洛陽位于中國地形的第二階梯向第三階梯過度地帶,東邊是平原,西邊是山地,伊洛二水貫穿其中形成一個盆地。東邊的平原就是大糧倉,虎牢關、軒轅關等鎮守于此,往西可退守長安。長安坐擁八百里秦川,東有潼關、函谷關鎮守,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之后,洛陽的天下交通中心地位更為突出了。北通涿郡,南抵江浙,天下物產皆可融通四海。宋代定都于開封,也是基于漕運的功勞。江南富庶之地通過大運河可以將糧食、茶葉、絲綢等物品運往北方。同時,長安、洛陽為交通中心,亦可把天下商品通過絲綢之路輸送到西方去。
但元明清三代,無論陸運、漕運、還是海運,長安、洛陽、開封都已經是昨日黃花。首先是元朝重新修通大運河,讓漕運重新成為溝通南北的黃金通道。但是,這個運河已經不再是隋朝修建以洛陽為中心的大運河,而是后來被我們叫做京杭大運河的河道,疏通的也僅限于東部地區。中原故都徹底失去了交通中心的地位。由于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阻斷了東西方的商業貿易通道,絲綢之路逐步被廢棄,中原故都作為絲綢之路東方起點也失去了他原本的作用。在中國明代時期,隨著西方探險家門開辟了新航道,大航海時代來臨了,海上貿易成為了主流。中國東南沿海的商埠逐步開始成為交通中心的有利競爭者。
在元明清時代發達的運輸網絡中,北方的中原故都不再是國家的交通中心,國家的政治中心亦不再對當地豐富物產有過高的依賴性。
中原故都失去國家政治中心地位,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是政治、經濟、文化、交通歷史變遷的作用結果。即便即日淪落為三四線城市,這些故都依然是華夏民族的圣地,依然是炎黃子孫的根。
雕欄玉砌已不在,華夏丹心從未改!此祭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民族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