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關于公知的爭論很多？

首先我要提出一點，現在的所謂公知都是被濫用的結果。

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條件

要能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具備兩方面要素。

1、是知識分子

2、具有公共屬性。

目前全國最廣為人知和認可的公知有袁隆平、終南山、屠呦呦、莫言等。理解這個稱呼的難點不在于“公共”，這個只要看影響力和傳播平臺就知道。而在于“知識分子”。因為一系列原因，現今一般人對于知識分子的理解很泛泛，基本上等同于從事高等教育或者研究的人。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讀。

首先，要具備相當的知識，但不一定是非要集中于某個專業。比如錢學森、愛因斯坦是知識分子，老子、蘇格拉底、徐文長也是。

其次，知識分子必須以獨立的思想求真，認識深刻且具備普遍聯系的能力。比如伽利略、馬克思、亞當 斯密、 陳獨秀等。

再其次，知識分子必須充滿懷疑精神（因為求真）。

最后，知識分子必須要有人文關懷。

以上四點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項都不是標準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就此可以發現，很多我們通常以為的知識分子，其實并不能算入其中。比如很多大學的教授，他們的知識水平、思想深度都不夠。有的這兩點具備但不獨立，或者缺乏人文關懷。

《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后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中，齊格蒙鮑曼指出，

“知識分子”一詞是用來指稱一個由不同的職業人士所構建的集合體，其中包括小說家、詩人、藝術家、新聞記者、科學家和其他一些公眾人物，這些公眾人物通過影響國民思想、塑造政治領袖的行為來直接干預政治過程，并將此看作他們的道德責任和共同權利。

“知識分子”一詞乃是一聲戰斗的號召，它的聲音穿透了在各種不同的專業和各種不同的文藝門類之間的森嚴壁壘，在它們上空回蕩著；這一個詞呼喚著“知識者”傳統的復興，這一“知識者”傳統，體現并實踐著真理、道德價值和審美判斷這三者的統一。

朱里安本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中，也對知識分子做出了界定。

他認為所謂“知識分子”，其活動不是追求實際目的，而是從事藝術、學問及形而上學的思維，“知識分子”的作用不是改變世界，而是忠實于理想。朱里安本達認為延續、保持這種理想對于人類的道德性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發現，齊格蒙鮑曼和朱里安本達理解的“知識分子”并不相同。鮑曼基本上認同“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介入，而本達認為正是這種介入本身導致了知識分子對“理想”的背叛。

當然，中國人對知識分子的理想也有論述，而且歷史要早得多。

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寫出里披荊斬棘舍我其誰的決絕。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寫出了流芳千古，通達天地的理想。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對孟子又有所超越，說出了知識分子致知弘道的決心，也說出了知識分子的偉大抱負。

是執著于理想，遵循正義、真理、理性的知性價值尺度，最大程度地接近善，還是充分地介入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以實際行動來體現知識分子的價值？“知識分子”群體并沒有達到一致的認同。盡管如此，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卻在不斷地進行。而通常情況下，對“知識分子”一詞的理解多和齊格蒙鮑曼的界定一致。

1987年，美國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Jacoby）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

“說到消逝的知識分子并不是中傷某一個具體的人。這里不涉及個人的正直和才華，也與任何具體的作家和藝術家無關。很多復雜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打下了烙?。晃覀儾恢挂淮蔚嘏ο雴酒?、激起他們枯竭的生命，可是我們都失敗了?！?/p>

“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公眾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專題討論和專業性期刊及時他們的媒體?！薄八麄兊墓ぷ?、晉級以及薪水都依賴于專家的評估，這種依賴對他們談論的課題和使用的語言毫無疑問要產生相當的影響?！?/p>

雅各比認為知識分子的學院化也許促進了專業學科的發展，但是，公共文化卻因此而貧乏衰落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缺席正是衰落的主要原因。學院派的寫作，專門化的術語，連篇累牘的枯燥的引證，只針對本專業人士的專業性期刊……

這諸多原因使知識分子與公眾離得越來越遠。往日的波西米亞精神日漸衰微，城市咖啡屋和低房租公寓里再見不到知識分子的身影。

顯然直到公知成為貶義詞之前，這個詞匯還是偏于褒義詞的。

現在大家口中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由來

我能找到的國內最早出現這個詞匯的是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劃的“”“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活動，由此選出了一些在領域內比較活躍的人物來。

同年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警惕“公共知識分子”思潮》，其中詹天庠對公知提出了新的定義和批評

90年代流入我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思潮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它極力強調知識分子為超階級的、代表社會良知的、理所當然的公共事務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對這一思潮的嚴重危害性，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其一，知識分子階層不可能成為獨立于現實生活之外的社會群體。知識分子就像不能拔著自己頭發離開地球一樣，也不可能成為任何階級、階層或意識形態之外的漂浮群體。現實社會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從事知識工作的人的腦海中。作為知識分子的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是自外于民族國家、社會階級或階層的獨立超人。實際上，知識分子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屬于一種立場、一個群體和一個目標。

其二，中外歷史上持批判立場抗衡當時社會的知識分子，都必須首先對當時社會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的士大夫階層，要么成“悲劇”，要么成“鄉愿”。當前，我國正在進行著前無古人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盡管目前我們在前進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然而有民族意識和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應該也必須作出基本的價值判斷：是擁護還是反對我們正在從事的偉大事業？所介入的“公共生活”，究竟是有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公共生活”，還是妨礙民族團結、削弱民族凝聚力、有損國家統一的“公共生活”？如果“公共知識分子”的思想或政治傾向與國家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大局并不相一致，那么，不管怎樣標榜以“中立態度”或“公正立場”去批判社會，人民都會有理由對其表示反對。因為，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所謂獨立性和批判性，其實質是要通過宣揚所謂的知識自主性來與我們黨和國家爭奪“話語權”，不利于國家的改革發展和穩定。

顯然不管是正方還是反方，對于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都已經不是最早的那個定義了，而在我看來就成了一頂帽子，誰都可以想戴就戴，想脫就脫了。

也因此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評選榜上有名之后，整個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化了。也就是我貼的那個畫框框的人，算是其中楚翹。昔日有多風光，現今就有多狼藉。

而隨著我所見的種種，現今能夠稱之為公知的必定有意見領袖的特性，然而他們會站在和社會、民眾和國家的對立面對社會進行批判。這就導致一個問題：你幾乎不可能從他們的口中聽到悅耳的評論。而隨著不少被評上公知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公知人群媚俗化了，說白了就是蹭熱點，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以特立獨行的風范吸引大量粉絲，獲取的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還有社會地位以及話語權。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一些批評公知的人同樣有這個特質，那么要區別還是要回到原點，那就是是不是以事實為準繩。

那么利用消息不對等的優勢奪取某一個領域的話語權，善于迎合大多數人的需求的意見領袖我覺得就是現在的公知。

很明顯，這樣的公知門檻很低，昔日那些宣傳小道消息的都可以成為公知，一臉神秘告訴別人一些所謂“獨家新聞”，反正只要不被抓到現行，都可以風光一時。這點想來那位方某人可以稱之為典型案例。

但是我們同樣也看到公知的帽子也成了一些人隨意亂扣的帽子，只要意見相左的就是公知，這種不尊重事實的做法屢屢可見，而始作俑者恰恰也是公知人群，這點尤為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