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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廣為流出的歷史真相

劉姿婷2年前12瀏覽0評論

有哪些廣為流出的歷史真相?

朱熹的“扒灰”與“勾引尼姑”等風月案

宋時的一代儒學宗師朱熹,因為提倡理學,其名聲在后世民間的流傳中,一直并不見佳。

最為著名的故事,是說他與兒媳“扒灰”事件,以及“勾引尼姑”案。按照這些說法,朱子這位“存天理滅人欲”的大學者,那是一個徹底的道貌岸然、道德淪喪之人。不僅在家不省心,虐待老娘不給飯吃,偏好自掘墳墓,曾把兒媳的肚子搞大。

圖:

慈禧40歲給其母祝壽也是謠言。慈禧1835年生,40歲乃1875年,而實際上根據《翁同鑾日記》1870年8月17日條,那時慈禧其母就已經“發喪”)

而且,他在外也愛折騰,臺州任官時跟同僚唐仲友爭風吃醋,誣陷營妓嚴蕊;在武夷山“任教”期間調戲小寡婦;回京城了還不忘勾引、強迫倆尼姑作小老婆。

這幾則掌故千年來流播人口,特別是經過一些明清小說添加油醋的大加演繹,更加深入人心。但這些所謂的“歷史真相”,實際就是謠言。它唯一出現的地方,在于《宋史》,是彼時“慶元黨案”中朱熹政敵沈繼祖的一個攻擊,而且不過僅是一句語焉不詳的誹謗:“家婦不夫而孕”,此外沒有任何史實有過記載。宋時文人是最愛八卦的,動不動就是做“筆記”,但是朱子的這些事,除了沈繼祖的這個彈劾之外,也沒有任何一人有過一字記錄。

這些事,本是明清馮夢龍、凌濛初等“小說家者言”制造段子編排朱熹的,往后卻被偷梁換柱,被一些人誤讀為《宋史》的定論。所以,我說,那些凡事堅信道聽途說的朋友,實際可稱忘本之人。此本,為事實之本,為歷史之本,為文化之本,為證據之本,為理性之本。

袁世凱臨死前的“抗日遺言”

過去近百年,袁世凱一直都是作為“賣國賊”面目出現的。他最受譴責的罪項之一,就是對日屈膝,簽訂“二十一條”等。

但是,近年來,隨著大量歷史人物被重現評價,袁世凱的形象也跟著看漲起來,似乎偉光正起來。不僅不賣國了,甚至堪稱偉大的仁人志士、一往無前的抗日先鋒了。流傳甚廣的一個事跡,說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滿懷孤憤,跑到書房為自己寫了一副“自挽聯”,為自己“蓋棺論定”,“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天,原來袁世凱這么偉大,對日這么強硬!我們誤會他這么深,是不是要懺悔!

(圖:1948年的存折?)

但這則故事,表面上是重挖真相,但從現有史料來看,此遺言純粹是子虛烏有的空穴來風,基本可論定為謠言。我所見,此編造最早出自2009年一本名為《最后的聲音——民國名人的遺囑》的書籍,作者為曾輝,也不知何許人也。

實際上,根據史學家唐德剛等人提供的材料,我們所知道的是,袁世凱在死前5天即1916年的6月1日,還在臥室內召見蔡廷斡商議各國使館對他稱帝的觀感問題,根本不曾考慮死活的事兒,哪來心態去寫什么狗屁對聯?況且他至6號咽氣,都沒有起床,又如何拿筆去寫?

再根據史實,袁世凱死前是留有遺言,但絕不是什么自挽聯,而是對徐世昌、段祺瑞等人的口頭叮囑,見于1916年6月11日當時的《民國日報》所刊登的《袁氏自斃之前后》一文記錄。里面沒有提及日本一字。惟第三條,交代說,“余之死骸勿付國葬,由袁家自行料理”,倒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讓人有些許動容的。另外一則身邊人的第一手材料,是出自袁世凱第七子袁克齊之手的《回憶父親二三事》,里面說袁世凱臨死前,曾大呼“上當”!

當下人閑得沒事干,喜歡“重述歷史”,喜對上個世紀各種事件、各類人物“再演繹”,結果呢,惡果之一,是搞出各種奇奇怪怪的論調來。比如今日頭條里,我每天一打開,都是各種歷史荒誕編排,實在不堪入目,大部分人還是認證著很光鮮的頭銜。

當代中國,那些起碼還是有高學歷,有體面身份的人,竟也不讀書到了如此哀鴻遍野的地步,實在是讓人嘆息的。

康有為“睪丸移植術”排異致死說

當下人對近代知名人物的各種編排,也不是一定就是給人錦上添花的。有些人,過去形象好到可以成圣,現在又都被貶斥得差不多像個小癟三了,真是楚楚可憐。這樣的可憐蛋,近點的有魯迅,稍遠些的當首指康有為。

現今,康的各種污點被弄出來不說,連他的死法也被說得啼笑皆非了。他的死,如今影響最大的一種說法,是德國醫生“睪丸移植術”致死說:話說1925年12月某夜,快70歲一心想返老還童的康圣人,閱讀中外資料時被某文章吸引住了——俄外科醫生沃羅諾夫他把類人猿睪丸移植到老年男性身上借以返老還童的手術得空前成功。

康高興壞了,立即延請德醫學博士馮·施泰奈為他搞這個手術。據說,手術開始非常成功,康精力大增,胃口大開。然而不久,因排異作用,他的身體馬上垮了下來,醫生施泰奈聽聞跑路,康還以詐騙罪起訴他,只是沒等法院開庭,他就匆匆離世了。

這個故事,繪聲繪色,非常傳奇。但是同樣可以斷定為段子。該說法,所見最早出自上海《萬象》雜志第六卷第九期所刊發的毛丹《康有為晚年》一文。他的說法,是轉述自某老報人。但我們可以清楚的是,拿出康有為女兒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另一女兒康同環《先父的墓碑》、康晚年在青島晚輩李可良《我印象中之康有為》、及其弟子、外甥李云光等人的記載,可知此事完全信口雌黃胡說八道。

康有為的真正死因,是食物中毒,至于是年老誤食,還是來自敵營的暗殺,則至今還是個謎。而且,插一句,康有為對于自己的死,似乎也和弘一法師一樣,早有預見,死前就專門招來家屬做好了安排與囑咐,充滿了神圣意味。

所謂謠言,其實就是忽悠。在中國,忽悠的歷史很長。大家最樂于干的事之一,往往是說別人忽悠,自己又去忽悠別人,總為了自己而忽悠,最后忽悠的自己都相信了忽悠。

我想,朱熹、袁世凱、康有為之類的謠言會興起,且還會有大量的人信從,很大一部分原因,當是羅素所說的“常識敗給了情緒”——因為情緒上討厭某個人、某類人,就樂見他們被污名化,并且主動添油加醋,讓水越來越渾。

也所以,從這一點看,我們確實需要明白的是,歷史雖然是一門見仁見智的學科,各類理性思考的再演繹、尊重事實的再評價,理應被允許,但標準似乎也永遠應該是這么一條:“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