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嗎？

這個問題需要辯證的思考。從出題的原意看，應是把封建集權的責任加在儒家的身上，這種簡單的二元思辨的方式容易糊弄頭腦簡單的人，但也會制造巨大的誤解。

首先，儒生在先秦時期是一種職業，按照孔子的分類方式儒生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兩種，但不管哪種“儒”都可看做是宗教活動里的祭司，“小人儒”為廣大底層人民的生老病死禳災祈福，“君子儒”掌管國家的禮儀秩序，所以，孔子強烈要求弟子們要志向遠大，努力做一個“君子儒。

既然儒生是祭司，那么，儒家是可以作為宗教的一種的。但我們現在說（尤其是西方社會這樣認為）儒家社會是一種世俗社會，沒有宗教信仰。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因為，第一，古代的宗教是家庭宗教和社群宗教分開的。在先秦時期，周朝是封建制，所謂“封”就是封土，就是在國土的邊界上挖一條溝把土堆積起來作為界限，明確權屬。而“建”就是建廟，建廟分兩種，就是“左祖右社”，左邊間祖廟，右邊建社廟。這兩種廟的作用是有區別的，祖廟是用來作為權力傳承的象征的，所以，祖廟在周朝是分等級的，《禮記·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也就是說，祖廟制度是一種分配制度。那么社廟是什么呢？社廟就是北京天壇地壇那些個廟，這些廟起著保佑封土里面的人民風調雨順太平安康的作用。這么說吧，祖廟體系是一種財產土地的權力分配制度，而社廟體系是一種封建體系的管理制度。

其實，在遠古時代在地球村上，凡是農耕文明地區都是采用這套”左祖右社“的宗教體系，古希臘和古羅馬，以及古印度都是這套宗教體系。每個城邦都有一個社廟，里面分別供的是宙斯、維納斯之類的神，所以，古希臘古羅馬為古代世界貢獻了很多神。而城邦里的貴族都有家廟，只有擁有家廟的人才擁有土地占用權，才能擁有城邦的投票權和被選舉權，才能成為城邦的公民。

但這套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是在不斷地變化以適應時代的演變。在古羅馬，為了解決”人多好打架"這個剛需，給沒有土地分配權的平民設了一個特殊的廟，相當于祖廟的功能，但是屬于社區內所有平民共有，解決了平民的土地分配權的問題，立即將兵源以成數量級的倍數進行了擴充，以摧枯拉朽的速度擴大地盤，最后成就了環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

那么，我們的祖先是怎么適應時代變化將這套“左祖右社”的宗教體系維系下來的呢？那得說說周朝的財產繼承制度，只有嫡長子才有繼承權。但封建主們妻妾成群，生下大量的小孩怎么辦？沒法辦，只好涼拌，進行降級處理，“公侯伯子男”完后，就是大夫和士，一級一級往下降，降到最后降無可降，對不起，這時恭喜你順利降為平民。孔子的老祖先就是宋國的貴族，但后來孔子的祖先不幸出生順序沒選對，進行了降級處理，再后來還是出生順序選擇錯誤，在宋國混不下去了，去魯國應聘高級職務竟然成功。從此孔子這一支就落戶魯國，到孔子的爸爸時已經混到具有分配權的最后一級“士”的地步了，然而，這還不是最慘的，最慘的是孔子淪落到平民的地步了。那時平民的官方稱呼是“小人”，孔子的志向是“君子儒”，但孔子的身份實際上已然是“小人”了。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還是具有遠大志向的。

但孔子的遠大志向符合當時的分配制度嗎?在孔子看來是具有的。因為，雖然孔子在身份上已經是“小人”了，但孔子依然堅定認為自己還擁有祖先祭祀的權力，因為擁有這種宗教權力就保留了進行再財產分配的希望。這種祭司權可以保留孔子當兵的權力，如果國家發動侵略戰爭，孔子就可以軍功分配戰利品。這個權力是源于繼承，但這個權力在和平時期毫無用處。但這個權力對于沒有財產繼承權的人來說也很重要，必須要以顯性的手段加以標示，這在春秋戰國產生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就是“君子風度”現象，這個現象與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風度”現象驚人的相似。雖然，財產繼承權沒有了，但好歹還有財產再分配的權力，這對于基本上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就是像救命稻草一樣珍貴，必須加以顯性化和固化自己的身份特征，峨冠博帶，佩帶君子劍，端著架子走路，說話拿腔拿調等等。所以，別說我們沒有騎士風度，我們的老祖先早就把這些套路玩膩味了玩剩下了。所以，孔子特別看重這個權力。

但時代的發展趨勢卻是有可能會把孔子的這種權力也剝奪了。因為，權力的繼承方式已經不按原來的套路出牌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就是很難預測以后會發展成什么樣子？這種不確定性，其實對于像孔子這樣還可靠希望活下去的人來說，無異于加大了希望破滅的危險，連奮斗的方向都不確定了。與孔子同樣擁有這種危機感的人，就是當時社會組成基數的那些大多數，所以，孔子站出來說別再玩禮崩樂壞了，我們還是“克己復禮”吧，這樣大家心里才踏實，立即就有一批鐵粉跟著“萬世師表”奔走呼號。

但歷史的車輪才不管孔子這種當時社會邊緣的人物怎么想怎么說的，只會按照慣性一直向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最順應時代的趨向向著“禮崩樂壞”的極限發展，秦始皇將皇帝和平民之間所有禮儀都拿掉了，名義上只有兩個等級，皇帝和平民，而每一個男性平民都有當兵的權力，通過當兵可以進行財產再分配。這個結果很有意思，將孔子的“克己復禮”理想徹底毀滅，但卻順理成章地為平民階層保留了孔子想要的財產再分配的那個權力。因為，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所以，秦始皇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為其覆滅埋下了伏筆，因為只有兩個名義上的等級，使得階層的跨越顯得特別容易，就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樣容易，而且，好像還可以更進一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直接就可以“彼可取而代之”。就這樣，秦朝二代而亡。

接下來，楚漢相爭其實也是代表“克己復禮”和“禮崩樂壞”兩種傾向的集團的斗爭。項羽實際上是封建制的維護者，秦亡后的封建是在項羽的強力推進下完成的。而劉邦卻是強秦的翻版，由弱及強推行侵略戰爭，最后竟然完成從屌絲到皇帝的超級逆襲。這種看似不合理的結果其實卻昭示著歷史的發展確實是不可逆的，歷史到了這個時間節點就是大一統的時刻，封建制就是過時的東西，“克己復禮”必定要輸給“禮崩樂壞”。

結果雖然是出來了，但隱患始終是要消除的，不然，還會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戲碼上演。

這又回到了權力來源合法性的這個起點。所以，又回到了百家爭鳴的狀態，其實這是只有剩下兩家爭鳴，道家和儒家。開始時，道家占優勢，但道家那時還無法提供集權的解決方案。但皇帝集權的傾向就像熱量從高溫物體向低溫物體傳遞那樣自然，所以道家沒有脫穎而出。其實，開始時儒家也拿不出像樣的解釋集權來源合法性的解決方案。而且，儒家“克己復禮”的方案帶有明顯的封建分權的傾向。但儒家對于解釋平民的財產分配權來源的合法性具有先天的優勢，祖先祭祀的宗教體系天然地解決了平民財產分配權來源合法性的問題。這個優勢為儒家爭取了大量的粉絲，而且，也解決那些功勛家族的財產繼承權的問題，具有越來越強大群眾基礎，因此，儒家的實力很大，而且對統治階層形成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尤其，到了漢武帝時期，對外戰爭的需要，使得集權成為集中全國所有資源所必須的一種行政選擇。

就在這個時候，儒家出現了一個天才人物董仲舒，搞了一個天人感應和三綱五常的捆綁模式，既解決皇權來源合法性問題，也有效地限制了皇權無休止地侵奪平民權力的傾向。三綱五常，主要是三綱的確定賦予了皇權的集權模式，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我們來看看董仲舒是怎樣玩下去的。董仲舒老人家在他的《春秋繁露。為人者天》里是這樣說的：“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什么意思？天是人的曾祖父，那么天下的人就一起納入了天這個大家庭，大家都要祭祀天這個祖先，是不是就將天納入了大家的祭司權分配體系了，而且是不是就是祭司權分配體系的頂層設計？天才的設計啊！

三綱五常是為了將中央集權這種強權政治模式納入祖先拜祭的祭司權分配機制之中，從而達到保留祖先宗法的基本目的。方法就是將君臣關系同父子關系進行類比，并將君臣關系置于父子關系之上，作為這個祭司權分配機制的第一前置條件，這種安排解決了君權越來越集中的這個現實沒有與之相配的祭司權分配機制的尷尬狀態，同時，又使君權自然容納于原有的祖先宗法，從而保留了諸子百家們處心積慮要保護的祖先拜祭的祭司權分配機制。這種做法好像是皆大歡喜雙贏的結果，其實，是有代價的。這個做法有個稱呼叫移孝作忠，但隨著君權越來越集中，君臣關系的法定地位遠遠高于父子關系的法定地位，這個稱呼就調整為移忠作孝，遺毒至今。在孔子的時代“君臣關系可以解除。父子關系、父母關系不能解除，孔子絕不講移忠作孝。（《喪家狗——我讀《論語》（附錄）》李零著）”這是祖先拜祭的祭司權分配機制的原始出發點決定的，就是為了在機制上保證每個人的祭司權，從而暗含了賦予每個人的議政參政的權利這個政治需求。對鬼神的祭祀最重要的就是態度要恭敬真心誠意，對成為鬼神的祖先祭祀的態度也必須是這樣。這種對祖先的祭祀的真心誠意恭恭敬敬的態度古人稱之為孝，這種孝擴大到現實生活中成為父子關系的法定安排，就成為社會秩序制度安排的道德體系的核心。

但我們必須要明白，君臣關系是不存在真正的祭祀與被祭祀關系的，一定要較真的話，其實就會很尷尬。為了減少這種尷尬，董仲舒又搞了一次拉郎配，將夫妻關系拉了進來，夫妻關系實際上在這套祭司權分配制度中沒有明確的祭祀與被祭祀的義務權利的設定，因為雙方在生死相隔時都有可能成為被祭祀的對象，而且，這種被祭祀的身份是附著于子輩的名義上進行的。不過，把夫妻關系拉進來有其當時的社會輿論作為基礎，比如周武王在討伐商紂王是就引用當時諺語：“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史記。周本紀》），當時已進入父權社會，但原始母系社會的遺存還有不少，因此當時對父權有進一步加強的社會基本情緒，董仲舒將其拉入自己的祭司權分配體系從社會輿論上是可以得到強力支持的。將夫妻關系拉入體系后，君臣關系就在體系里不會顯得那么不協調了。但是，對半邊天來說就凄慘了。就這樣，將三種不同倫理關系的社會關系進行了親情捆綁，強行納入祖先拜祭的祭司權分配體系。董仲舒這樣做的用心就是要將專制的中央集權強行納入當時現行的道德運行體系中，變成人們可以接受的社會秩序體系的一環。主要目的就是要讓老百姓在接受專制的中央集權這個事實時心里好受一點。

就這樣，儒家獲得漢武帝的首肯，贏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家獨大的局面。這個體系可以說全部上解決權力來源的合法性的問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這是自此后兩千多年的中華大地文化的主線得以穩定的壓艙石。

現在說一下集權對于中華民族的影響。應該可以肯定的是，大一統的局面成為傳統，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綿五千年而依然可以立身當今世界強國之列的文明因素。

首先，大一統的集權局面是農耕文明對抗游牧文明最有效政權形式。看看游牧民族把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毀滅的經過就可以明白，農耕文明一旦失去了大一統的集權模式，就毫無勝出的可能性。原先的羅馬共和國雖然發展的很快，但一旦進入大國模式，其權力方案就顯得不堪重負，最后只得進入集權的帝國模式。當帝國內部出現分裂時，就再也無法集中力量和資源對抗游牧民族的侵擾，最后分崩離析，整個歐洲進入黑暗的封建時期。

印度文明的大一統局面基本上都是外來游牧民族建立的，而且從來就沒有真正統一過。所以，印度文明就被游牧民族輪番糟蹋的歷史。不說也罷。

所以，儒家為適應大一統而做出理論妥協，是對中華文明的指導貢獻。可以說，這是為農耕文明量身定做最有效的理論體系。

但農耕文明對于自然力量的依賴是非常明顯的，這就造成了農耕文明的邊界受到大自然的約束，長城就是按照大自然劃定的農耕文明所需的降水量邊界。越過這個邊界，農耕文明就會不堪重負。明朝為什么沒有越過河西走廊建立邊防呢？原因就是，這個時期剛好遇上一個寒冷周期，農耕文明在這里無法維持自給自足。也只能放棄。這些決定了農耕文明是有邊界限制的，同時也決定農耕文明的封閉性的保守性質。閉關自守是農耕生存的主要特點。顯然，如果外來力量沒有改變的話，這種模式就是有效的。但一旦有外來文明突破了原來的維度，農耕文明的這種模式就失去有效性。這是，中國近代史屈辱的根本原因。

但大一統的模式始終是有效的，即使是在近代最危急的時刻，大一統的集權模式也始終維持中國的主權實體一直存在。

但儒家文明主要特征就是，公民的權力合法性的源頭的先天優勢就是祖先祭祀的宗教模式，含有我命由我也由天的深刻含義。這個宗教模式有一個非常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就是祭祀自己的祖先必須是由自己作為祭司，也就是說祭司權和祭祀權是統一的，不像其他宗教，絕大多數人只有祭祀權而沒有祭司權。沒有祭司權，其實就是將自己的命運要通過中間人轉手才能傳達到神，實際上隱含的意義就是你財產權的解釋權不在自己手上，這就可以接受我們這個世界的其他宗教其實都是有集權傾向的，事實上就是這樣。多么痛的領悟啊，原來集權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的宗教所體現出來特征就是世俗性，這個特性是與工業社會的特性相契合的，只要將原來不適應工業社會的那些封閉性的特性加以改造，就會無往不利。最近40年的發展就印證這個說法。

最后，回到問題上來，儒家思想既是中華我們延綿近幾年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國落后的基本原因，也更是我們現在繁榮富強人文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