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于國家保護的物質文化遺產嗎？

歷史上的楊家將主要是指北宋名將楊業、楊延昭、楊文廣三代忠烈，所謂的天波楊府就是楊業歸宋之后，遷居首都的府邸，這座府邸包含著宋廷對楊家保衛國家的褒獎，但更多的是對塞外掌兵大將的約束。由于北宋首都開封常年受黃河改道影響，東京夢華早已成地下城，現存于世的北宋古跡并不多，故而天波楊府屬于后世仿建，算不上物質文化遺產。

楊業歸宋

楊家將的流傳應當始于楊繼業，楊繼業的本名叫楊重貴，太原豪族出身，卻未在家里踏踏實實的做一位公子哥，而是隨父親楊信投身軍旅。楊信憑借家族勢力，武力割據地方，并以麟州刺史自詡，由于時逢五代亂世，楊信便歸附后漢尋求政治支持，并將兒子楊重貴留于后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身邊，以表誠意。

隨后楊信叛附后周，并很快去世，劉崇并未因楊信叛變而惱怒，反而對楊重貴很是喜歡，將其收為養孫，改名為劉繼業。劉繼業在北漢人稱劉無敵，據說是因為戰場上所向披靡，無人能敵，可在史料中的記載確是敗跡居多，宋將黨進攻打太原時，劉繼業通過在戰壕里裝死逃過一劫。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北漢時期，一直致力于對抗遼敵，積累了豐富的對遼作戰經驗，為其歸宋奠定了基礎。

劉繼業歸宋以后，復本姓楊，單名業，此時的楊業手里還有后漢軍隊，于是宋廷授他右領軍大將軍。帶軍入東京受編，這其實是宋廷收編楊業軍隊的一個措施，楊業入東京以后雖擔任了鄭州防御使，但后漢軍隊實際上已混編至禁軍，算是解除了楊業“擁兵自重”的威脅。

宋廷知楊業抗遼經驗豐富，故而不久后便派往代州擔任知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部署。從這個時候起，楊業就成為潘美的下屬，也就是評書里大奸臣潘仁美的人物原型。二人起初的合作收效不錯，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二人合作取得雁門關大捷，楊業斬殺遼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活捉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誨，一戰成名，至此“遼冦聞楊業旌旗不戰而走”，楊業也因功升云州觀察使，潘美作為總指揮，亦獲得代國公的封賞。

“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宋史》

也就是在事業上升期時，各路眼紅者上疏彈劾楊業，宋太宗明白這是嫉妒心使然，于是將這些彈劾信件原封不動的交給楊業，以表示對楊業的信任。評書小說中借此將誹謗惡名加在了潘美頭上，其實不符合邏輯，潘美是楊業軍功背后的受益者，且位高權重，在太宗眼里二人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完全沒有必要嫉妒這個得力干將。但從此可以看出宋太宗的馭人權術還是非常高明的，他的信任恰巧就建立在東京城內的天波楊府，楊業的一家老小全都掌控在太宗手里，又何必要顧慮一個塞外小將呢，可謂是得了便宜賣乖，此舉只會讓后世評價為圣人君主之度量。

天波楊府的歷史探索

雍熙三年（986年），楊業以潘美副將的身份參加了對遼北伐，由于監軍王侁的陷害，加之潘美指揮失當，致使楊業孤軍戰死，造就了一段忠烈佳話，宋太宗為了表彰楊業保家衛國的忠烈精神，追贈楊業為太尉、中書令、大同軍節度使。

由上可知，楊業是在去世以后才被追封了一品太尉虛稱，“三公”之稱于宋初本就是虛位，楊業入東京時尚且只是右領軍大將軍，這是宋初延唐制十六衛所設官職，其中上將軍為首，大將軍次之，大將軍官階只是從五品。所以楊業入京安置家人的府邸不太可能是天波楊府，因為后建的天波楊府是按照宋初正一品武官級別防建，這存在本末倒置的嫌疑，至少這在楊業剛入東京時是不可能做到的。

“大內據闕城之西北，其東至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城濠曰護龍河，浚濠水深三丈，東側景龍門橋，西側天波門橋”?！稏|京夢華錄》

開封所建天波楊府是據《宋東京考》、《如夢錄》、《祥符縣志》等資料倒推，位于東京城內西北偶、天波門的金水河旁，故而取名“天波楊府”。而根據史料也可見，“天波門”確實是在宋都東京西邊，但很明顯天波門橋和天波門皆是“大內”要地，屬于宋朝皇城的核心門防，屬性與“朝陽門”等不同，說白了是皇宮大內的最后一道屏障。

“太祖建隆二年春(961年)，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奉命率水工鑿渠，引水入都，抵達城西，共百余里，命名金水河，向東匯于五丈河?！薄端问贰?p>而金水河并不是普通的護城河，而是東京城內的水源保障，更是于乾德三年(965年)修繕引入皇城內苑，開寶九年(976年)，引入趙光義的府第，此時金水河尚只是皇城宮內水源，民間無法取用，只是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才由謝德權整治，引金水河至天波門經皇城到乾元門，并經過北宋太廟，此時的楊業已去世二十余年，若說楊業時期就有天波門處金水河畔的天波楊府，實屬造謠杜撰了。

《宋史》中關于皇帝給大臣賜宅院的記載并不少見，郭進、慕容延釗、趙保吉、劉繼元皆受賜宅院，但也皆有明文記載，如郭進受賜“京城道德坊第一區”，這是東京城內高檔住宅區，尚且距離皇宮大內有些距離，而楊業受賜天波楊府一事不僅地址含糊，且無明確記載。反倒是數百年之后清人寫下了楊家府宅的記載，這種記載的可靠性無法考證。

“唐世貴臣皆有廟，五代蕩析，廟制遂絕，宋代久而未講”——《資治通鑒》

乾隆時期的《宋東京考》是將楊業的家廟定義為天波楊府，這個看上去沒有爭議，家廟位于府邸內的例子并不少見，可問題出在宋初的家廟制度是否存在。家廟制度興盛于唐，到五代時已完全消亡，宋初沒有恢復，直到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年)，才有人提議恢復家廟制度，且到了皇祐二年(1050年)，官方才正式出臺解禁家廟的政策，五年之后的宰相文彥博才成為北宋史料中記載的第一個修家廟的人，故而楊業時期的楊家家廟是如何存在的也已經無法考證。

“業死節朔方，其子彥昭，請改建為寺，追薦其父，太宗賜名為孝嚴寺。”——《如夢錄》

據傳楊家家廟是在楊業去世以后，由其子楊延昭奏請朝廷改廟立寺的，楊延昭是卒于1014年的，此時尚未解禁家廟，還能夠奏請太宗改廟立寺，不知是楊延昭膽量太大，還是宋太宗恩寵過重呢。至少在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后，北宋重文輕武之風不可逆轉，楊家作為武臣，于皇宮大內之旁立廟建府，規格龐大，配有練兵場、兵器庫，這樣的行為與當時歷史特征明顯有背。

天波楊府的發展

不可否認的是楊家忠烈在保家衛國戰爭中的奉獻與犧牲，故而這可能就成為天波楊府發展的民間動力，為何說民間動力，因為官方的表彰不足以推動這個忠烈象征的發展。

楊家將的故事在評書以及演義小說中不斷流傳，這使楊家將的民間形象遠勝于歷史真相。龐大的官僚體系下，楊家只是塞外武將的一個縮影，放在大的歷史舞臺上，澶淵之盟前夕楊文廣所上抗遼政見甚至無法得到軍界大佬的回應，若非文學作品的渲染，想必楊家將早已淡出人們的視野。

“楊業，太原之降將也，父子握兵，死士為用，威震于契丹；謗書迭至，且任以邊圉而亡猜。”——王夫之

楊家府邸的發展亦是如此，楊業入京所住府邸不管是否為皇帝所賜，他都帶有濃厚的政治意義，即宋廷對楊業的控制。楊業本就是降將，且掌兵在外，楊家于山西勢力雄厚，宋廷有所戒備也屬正常。如果按照正常的歷史邏輯，楊業于東京府邸理當低調簡約，帶兵時就有彈劾奏章不斷，太宗原封不動的將彈劾信件交給楊業，一方面是表達信任，另一方面不排除有敲打之意，此時的楊家府邸倘若還以家廟立之，乃自取滅亡之路。

“楊業娶折德扆女，折性敏慧，嘗佐業立戰功，號楊無敵”?！夺硩怪葜?卷九.人物.節婦》

另一方面，后世流傳的楊家佘太君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不過經歷代流傳，給楊業之妻改了姓氏，這位佘太君實則姓折，是西北羌族豪門之女，當時西北有“折家軍”名號，據《五代史》記載，折氏一門“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夏人畏之，益左廂兵，專以當折氏”，以此來看，楊業之妻的背景甚至要超過楊家一族，在楊業歸宋以后，折太君一同入東京，是為宋廷控制楊、折二族的有力支撐，故而兩家在歷史上的作用便是“足為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

“ 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薄端螘?范曄傳》

歷史上的折太君也是將門虎女，并無大家閨秀之態，據說折太君在楊府內不事內務，專職于訓練新丁武藝，這就是楊門女將故事的由來。其實宋朝的家兵制度有過史料記載，但宋廷卻未有明文規定編制與數量，但如果楊府真的位于大內之旁，家兵的訓練與招募不可能明目張膽，故而當時的楊府是否真的位于天波門后亦待考證。

據說楊延昭奏請的孝嚴寺于北宋末年就毀于戰火；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得到重建，于明末，再毀于水患；于清康熙年間再得重建，道光二十一年，黃河泛濫，開封受災嚴重，孝嚴寺部分建筑被拆掉用于護城；民國初期，孝嚴寺已經淪為一座破敗的孤寺，圍墻盡遭拆除，抗戰期間全部毀于日寇之手。直到1995年，由龍亭區地名辦公室和市地名辦公室向開封市政府申報，經批準，以嚴孝寺故地命名為現在的孝嚴寺街。

現今的天波楊府位于龍亭北路，是1994年異地仿建。這是極具商業性質的仿古開發，整個龍庭景區皆為仿古修建，其中天波楊府是在楊家湖與潘家湖中間，設計時以活水注入楊家湖，故而清澈見底，開封老百姓常于湖里游泳；而潘家湖為死水，混濁不堪，百姓從不粘一滴潘家湖的水，以此來證明民之所向，忠奸善惡自有分辨。這便是民間的力量，殊不知潘美乃北宋開國功臣，楊業也實非潘美所害，不知這種商業開發的意義到底是為了弘揚傳統美德，還是刻意勾畫商業賣點。

綜上，天波楊府的真實性本就有待考證，討論之存在與否意義不大，但楊業入京必定會有棲身之所，換言之，楊折兩家入京的“人質”必定有府邸安排，否則難安塞外征戰的將心。而現如今的天波楊府屬于商業開發的一部分，是仿古建筑，歷史意義并不大，故而算不上物質文化遺產，但民間對于楊家將忠烈愛國的精神還是值得肯定與發揚的。

參考史料：《宋史》、《五代史》、《資治通鑒》、《東京夢華錄》、《宋東京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