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四川地區有袍哥？

提到江湖這個詞，我們首先聯想到的是武俠小說中那些仗劍走天涯的俠客，刀光劍影，行俠仗義。說到民國時期的江湖，浮現在腦海中的就是“青幫”和“洪門”。但是對于川渝一帶的人們來說，他們的江湖是由“袍哥”所書寫的。民國時期的“袍哥會”，與“青幫”、“洪門”并稱為當時的民間三大幫會組織。其中，“袍哥會”的成員被大家稱為“袍哥”。

“袍哥會”作為一個非官方的秘密社團組織，其幫派精神，集會的利儀或規范，都深深地影響了川渝地區的精神文化，乃至川渝一帶的方言。“袍哥會”與那些由地頭蛇組成的黑幫勢力有著本質的區別，民國時期，川渝一帶曾有約四分之一的人口加入到了這一組織。他們中不僅有當地的知識分子、軍隊人士、政府官員，還有社會底層的農民、乞丐、苦力、做小生意的人等。他們在日常的交往中，使用隱語和暗號交流，并遵循一套自定的教義規則，形成了一個具有一致身份認同的江湖聯盟。

“袍哥會”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就被取締的組織，已消失七十余年，雖然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卻一直有它的傳說。正是因為人們對“袍哥會”的真實面目缺乏了解，所以人們對“袍哥會”的傳說編撰得越來越神化，以至于“袍哥會”早已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成為了一個文化符號。了解“袍哥會”， 是了解川渝地區近代社會的必修課。

關于“袍哥會”的起源，現無確考。大部分學者認為，“袍哥會”的前身是四川地區的哥老會。哥老會是近代中國活躍于長江流域，聲勢和影響都很大的一個秘密結社組織。關于哥老會的源頭，根據對官書、檔案等相關文史資料的研究，多數學者認為哥老會系由川渝一帶的“啯嚕”演變而來。

川渝地區因明朝末年的戰亂，導致人口銳減。清朝初年，清廷采取強制手段將其他省份的百姓移民至四川。到了乾隆后期，入川移民中一部分人因各種原因失去生活來源，成為游民。為了生存，他們便結成團伙在陜南、湘鄂西、貴州、云南等地的州縣場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區，或在江、河、湖上，帶刀搶掠民間財物，并從事賭博、殺人、放火、強奸等各種犯罪活動。這些異姓結拜團體，被稱為“啯嚕”，其成員被稱為“啯嚕子”。 “啯嚕”并無嚴密組織、章程，也無明確政治目標和信仰。

到了嘉慶年間，四川、湖北等地發生了白蓮教起義。當時大批的“啯嚕子”加入到起義軍之中，有些“啯嚕子”甚至還成為了起義軍的主力和首領。比如清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十月，四川達州爆發了徐天德、王登廷、冷天祿、王三槐領導的起義。

隨著白蓮教起義的失敗，“啯嚕子”在各地遭到了清廷的殘酷鎮壓。但他們并未消亡，繼續在各地活動，甚至不少人還滲入到清軍與衙役之中。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一盤散沙是無法與官府對抗的。為了長期的生存和發展，加強內部的組織聯系，他們逐步大量吸取早已傳入四川的天地會的組織形式與聯絡辦法，或直接與天地會信徒融為一家。到了清道光年間，逐漸發展成為了幫會組織“哥老會”。

“袍哥會”對自身的起源，也有一套自己的詮釋。在“袍哥會”內部有一本堪為經典的書，叫《江湖海底》，又稱之為《海底》、《金不換》。根據《海底》的說法，明末鄭成功退到臺灣后，將其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并于公元1661年在臺灣金臺山明遠堂開山立堂，開始了秘密結盟，該組織被定名為“漢留”。為此，鄭成功還寫了一本《金臺山實錄》，里面詳細規定了組織內部的規則，以及用來聯絡彼此的黑話。到清軍攻克臺灣的時候，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為了免于秘密被發現，就把這些早期的文獻《金臺山實錄》封到了鐵匣子里，沉到了海里。

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川瀘州永寧（今敘永）人郭永泰在福建游歷的時候，從一戶漁民的家里發現了此書，于是花了一千錢（大概一兩銀子）將此書買了下來。當時和這本書放在一起的還有一枚玉石印章，其內容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郭永泰花十兩銀子把這個印章也買了下來。

哥老會成立的標志是開山堂，即一個哥老會獨立組織的成立儀式。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郭永泰在四川永寧開藎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的印信相號召，標志著“哥老會”的誕生。同年，郭永泰把《金臺山實錄》整理印行。因為這本書是打撈自海底，被稱之為《海底》。

天地會也有類似的故事，《海底》和鄭成功有關系嗎？學者作了很多的努力也沒有找到直接的資料，無法證實。或許是郭永泰根據天地會規則，自己編造出來的。天地會作為“反清復明”的組織，是清廷的重點打擊對象，郭永泰借助于天地會在民間的影響力發展自己的同時，又想規避和天地會的關系，于是編造了這么一個說法。而把“哥老會”的歷史和鄭成功聯系起來，即能提高“哥老會”的地位，又強調了“哥老會”是比天地會更正宗的反清組織。

郭永泰的故事表示了“袍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的。事實上，郭永泰的《海底》刊印以后，哥老會開始了四處開設山堂。除了郭永泰首開藎忠山外，還有李云久開青城山，彭立山開回龍山，顏鼎章開大峨山，李煜清開巍峰山，胡文翰開九成山，張聯弟開華陽山，彭煥如開飛龍山，等等。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川渝地區幾乎山堂林立。

成立哥老會組織被稱為“開山堂”，該組織的總部稱做“公口”，又叫“碼頭”。組織內部一般分為八個等級：大爺叫“龍頭大爺”、“舵把子”；二爺基本是軍事的角色；三爺主要管理內部事務；沒有四爺這個角色，至于原因一說是當年陳近南在雅安開精忠山的時候，四爺背叛了，另一種說法是“四”和“死”諧音，不吉利；也沒有七爺這個角色，原因是“七”和“截”近音，也是忌諱。

因此，上四排一般是指大爺、二爺、三爺和五爺，這其中的五爺又分為紅旗五爺和黑旗五爺，黑旗五爺管外，紅旗五爺管內。然后下四排就是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在《海底》這本書中，記載有口令、旗幟、排陣、會場布置等信息，袍哥開會或舉行儀式會場呈四方形，人們是站在四方的。

關于“袍哥”名稱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根據《詩經》：“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含義來的；第二種說法是“袍”與“胞”諧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第三種說法是當年關二爺被逼降曹之后，曹操贈予了關二爺很多金銀財帛，而他僅僅只收了一件錦袍，穿上錦袍時還要用舊袍罩在外面。曹操問其原因，關二爺告訴曹操，舊袍是我大哥玄德所賜，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舊袍。當然，無論哪種說法，“袍哥”都以講豪俠、重義氣、解衣推食、急人之急相號召，又以舊禮教的五倫八德為信條。

“袍哥”的組織形式屬于橫行組織，即所謂的“兄弟道”，以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信條。其聯絡的聚點，最初稱為“山頭”、“香堂”，隨著參加的會眾日益增多，才由“山頭”、“香堂”改為“碼頭”（又叫“公口”、“社”）。

“碼頭”分為五個堂口，即仁、義、禮、智、信（又稱威、德、福、智、宣）。參加五個堂口的人，性質分別不同。參加仁字旗的是舊社會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參加義字旗的是有錢的紳士商家；參加禮字旗的是小手工業勞動無產者；至于智、信兩堂的人，都是當時社會中“最低級”的體力勞動者。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仁字講頂子，義字講銀子，禮字講刀子”。

在“袍哥”的組織辦法中，有些規定顯得莫名其妙，如操下等職業的娼妓、燒水煙、修足匠、搓背、理發、反串的男人等，按規定不能參加“袍哥”；還有盜竊的小偷，妻子亂搞男女關系的，母親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視，不能參加“袍哥”。但是搶劫財貨的土匪流氓卻又可以參加“袍哥”，按照他們的說法，搶劫對象是貪官污吏，屬于“渾水袍哥”。

“袍哥會”之所以能在川渝地區大規模發展起來，和這一地區的基層百姓構成有很大關系。明清時期，朝廷對地方的治理主要依靠精英階層，如鄉紳等利用宗族的權力，還有就是保甲制度。清初的移民政策造就川渝地區的人員構成不同與其他地方，移民的流動性使得川渝地區的宗族勢力十分薄弱，這就給“袍哥”組織與地方精英與保甲制度爭奪地方權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清咸豐、同治年間，適逢亂世，“袍哥”乘機在川渝地區擴大勢力范圍。

對于清廷來說，他們自然意識到“袍哥”組織帶來的危害性，但是他們又束手無策。如果派遣軍隊去進剿，“袍哥”隨即解散混跡于百姓中難以識辯，所以清廷對于四川幫會日盛的情勢難以控制。當時的“袍哥”已經發展到了官僚階層，可謂是無孔不入。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感慨說：“入會者自紳商學界，在官入役，以及勞動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以至于有一種說法，川渝地區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男子都與“袍哥會”有關系。擁有如此龐大全面的會眾背景，“袍哥會”在川渝地區的興旺可想而知。

“袍哥會”雖然分布面廣，但仍有很強烈的反清情緒。清咸豐年間爆發的以四川為主戰場的李永和、藍朝鼎、李藍農民起義，前后歷時六年，起義軍的的基本力量就是“袍哥會”。之后發生在川渝地區的歷次以反洋教為中心的反清教案，其主力也是“袍哥會”，如“一紳二糧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即大足教案的主力。

清朝末年，四川瀘州的“袍哥大爺”佘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東渡日本，面見孫中山，成為堅定的同盟會員。回到四川后，他帶領袍哥弟兄四處發動起義，意圖建立反清復漢的新政權。數次起義，數次失敗，最終不幸被俘，將要處以死刑。“袍哥會”的兄弟們為救大哥，先是前往衙門頂罪自首，后又籌謀法場劫走佘英。可惜，兩次計劃都以失敗而告終，佘英與兄弟先后赴死。但是他們的死并非毫無價值，一場聲勢浩大的四川保路運動隨之而來，最終實現了推翻滿清政權的革命目標。

佘英

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反抗腐敗的清朝政府，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袍哥會”是其中的主力。然而，一意孤行的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代表蒲殿俊、羅綸等人，查封同志會和鐵路公司，并用武力鎮壓請愿群眾，死傷數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同盟會成員龍鳴劍、“袍哥大爺”秦載賡等人認清了斗爭的形勢，立即召開了各路“袍哥會”共同參與的“攢堂大會”。會議商定，一旦成都有變，各路英雄群起響應，共同反抗趙爾豐的殘暴統治。“成都血案”發生的當夜，龍鳴劍翻越城墻，巧用水電報通知各路“袍哥”。一夜之間，成都城外遍地”袍哥”，趙爾豐的統治岌岌可危。清廷見趙爾豐的鎮壓兵力不足，便從武漢調動新軍入川，想盡快平息這場騷亂。清廷怎么也不會想到，湖北新軍前腳剛入川，武漢便爆發了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大清王朝。因此，“袍哥會”也算是終結滿清政權的主要推手之一。

趙爾豐與龍鳴劍

民國以來，“袍哥”中開始出現“職業袍哥”和“半職業袍哥”，其成員、職業也逐漸復雜化。“職業袍哥”一般專門從事袍哥活動，各堂各公口，從執事大爺當家管事到幺滿十排，都有他們的身影，俗稱“光棍”。“職業袍哥”的行為一般有例規，每日定時坐在公口茶館，與兄弟伙碰頭聽消息，俗稱“一個老鴉守一個灘”。 他們加入“袍哥會”的目的是解決生計問題，盡量增加收入，所以難免會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職業袍哥”也被稱為“渾水袍哥”。

“半職業袍哥”也稱為“清水袍哥”，一般擁有自己的事業，有固定的收入來源，但必須依靠“袍哥”組織才能維持自己的事業，他們基本從事的都是合法活動；“渾水袍哥”大多以袍哥組織聚眾為匪，他們大多聚集在偏遠的鄉鎮，散則為民，聚則為匪。他們的頭目被稱為“老搖”或“邊棚老板”。他們也分堂口，聚會稱為“武堂子”。四川達州渠縣的“袍哥”首領范紹增是“渾水袍哥”中名氣最大的，少年時即入禮字袍哥，在綠林“拖棚子”。公元1919年爆發的“護國運動”中，率眾投軍。后來又投靠了第二國民革命軍楊森部，官至師長，其部屬多來自“渾水邊棚”。

雖然“袍哥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但是這個組織卻又為政府服務，地方上的許多事物也需要它來運轉。于是“清水袍哥”便成了川渝地區鄉村權力結構中的重要骨干，他們往往是作為地方鄉紳，為自己的牟利的同時完成一些政府的職能任務。比如四川金堂縣的“袍哥”首領賀松以低廉的價格承包了當地征收屠宰稅、市場稅等稅的事務，然后再以高價轉讓出去。他還私設關卡，向過往的商販征收布匹稅，糖稅等。即便政府擁有稅務部門，但仍不得不借助賀松這樣的“袍哥”來幫助他們完成包稅任務。在“清水袍哥”的眼中，是瞧不起“渾水袍哥”的。

抗戰爆發后，淪陷區的國民政府機構大量遷往四川，原本以長江中下游為主要活動區域的洪門、青幫組織也隨之遷來，他們與川渝地區的本土幫會“袍哥”相互滲透，一些幫會中人便竭力宣揚洪門、漢留（哥老會）源出一家，皆為鄭成功首創之說，使得四川的“袍哥”組織狀況變的更為復雜。

于是，“袍哥會”開始逐漸廢止其經典《海底》中規定的儀式程序，改行新禮；同時，還放寬入會人等身份的禁限，可以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參加，不講班輩，也不限堂口，組織總社，統一全堂”公口”等。一時間，“袍哥”組織泛濫，會眾數量猛增，聲勢更加浩大。軍政人員、黨派頭目、社團首腦、鄉保長、富商士紳、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無賴紛紛組成堂口，借“袍哥會”勢力以自重。民國時期，當過四川省省長、成都大學校長的張瀾就是“大袍哥”。

國民政府眼見“袍哥會”的勢力發展壯大，對自身的政權造成威脅。先后于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民國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兩次以危及社會安定為由下令解散“袍哥會”，四川省政府也先后發出《懲治哥老會締盟結社條例》、《懲治哥老會實施規章》。然而，對于那些地方官來說，僅僅只是照轉而已，未敢認真執行，四川各地的“袍哥會”繼續發展，以至于成為地方實力派的政治工具。

對于抗戰后期的四川來說，城市鄉鎮，無地不有“袍哥”組織。事實上，到了民國后期，“袍哥會”已成為各派地方勢力的政治工具。無論在稅捐承包、派系傾軋、甚至地方議員、省參議員、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的競選中，“袍哥會”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公元1946年，重慶在選舉第一屆參議員時，參加競選的人中就有五六十名來自“袍哥會”。其他的參選者感覺前途無望，于是花費重金去請求“袍哥”退出選舉，但“袍哥”始終堅持“不為利所動”。據統計，四川省議員中的“袍哥”比例一度達90%。

與此同時，一些以混跡于鄉鎮的地痞惡棍、慣匪為主體的“渾水袍哥”，則漁肉鄉里，欺凌善良，搶劫掠奪，無惡不作。甚至有些還淪為土匪，成為地方公害。解放后，這些鄉鎮“袍哥”還受到當時國民黨殘余勢力的利用，多數參加了反共武裝暴亂。隨著四川的全面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工作的陸續開展，“袍哥會”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曾在川渝地區民間流傳數百年的“袍哥會”最終解體。

解放后有人做過專門統計，整個川渝地區的“清水袍哥”和“渾水袍哥”總數曾達1700萬，相當于當時四川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當時的大部分四川成年男子都與“袍哥會”有聯系。“袍哥會”是時代的產物，在時代的變革中，已消亡七十余年。但是它對川渝地區的文化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川渝的方言中含有大量的“袍哥”暗語。至今，“袍哥人家，從不得拉稀擺帶”的俗語還在川渝地區廣為流傳。